非常年代非常大会

　　本刊记者/陈焱

　　规模之大、人数众多、空前绝后的七千人大会在一个特殊的历史节点上召开，新近出版的《变局——七千年大会始末》以丰富翔实的史料进行了再研究，填补了党史研究的一段空白。

　　离开历史的现场，把事件放在一个大的时代背景下洞察，研究七千人大会前后的情况，专司研究毛泽东思想生平的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员张素华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自七千人大会上溯4年，是‘大跃进’的开始；后推4年，是‘文革’的发端。这是偶然的巧合还是有其历史的必然？它是一个转折点，还是发挥了承前启后的作用？”这让研究者感到深挖历史过程中的一些细节和关联对于历史问题的探究很有意义。

　　“七千人大会”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节点上召开的，毛泽东主张开一个“让大家交心又出气的大会”，“事情不搞清楚，心情不舒畅不散会”，于是有了“白天出气、晚上看戏”的民主氛围，毛泽东主张“批评与自我批评”，于是大会就从中央作检讨开始，总结了大跃进的经验教训。有评价者认为，个性那么强、气质那么浪漫的“一把手”毛泽东，在一定程度上作了自我批评，实在是难得可贵。张素华分析七千人大会的功能认为：七千人大会比较相似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后者是对10年文化大革命的总结，前者是对3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总结。两者都是对社会主义时期发生的重大曲折经历进行总结。

　　在自我批评精神主导下的七千人大会究竟开得怎么样？张素华在书中谈到：当时毛泽东对这个大会的评价是“这个会开得好”。事隔两年7个月,毛泽东在北戴河又说：“七千人大会有纲也有目，把一些缺点错误讲得严重了一些。”30年后,邓小平说：“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像七千人大会这样，党的主要领导人带头作自我批评，主动承担失误的责任，这样广泛发扬民主和开展党内批评是从未有过的。而且我相信会历时愈久影响愈深。”

　　而作为毛泽东问题的专业研究者，张素华的评价又是什么？她说：“我力求从史的角度尽其所能对大会作出客观的介绍和评价，既不以我们现在对‘大跃进’的理解、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去检验当时的领袖和人们，也不回避问题，贬损或者拔高，而是刻意将它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中实事求是地考察这次大会的人和事。”

　　而想要做到这些,其实也并不容易。“当我千方百计想再现这次历史大会的历史情景时，感到还有相当的困难，非常重要的人已经作古，即便健在的老同志，回忆起来也有一定难度；此外，在史料方面，也有待继续挖掘，在对事情的评论上，思想还有待解放。”张素华称。

　　35万字的《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终于脱稿，张素华心情却并不平静，没有一点超然事后的轻松感。“那毕竟是一个非常的年代，又是一个非常的会议。”如今，书中各人物的命运，在后来的年代已发生很大变化，但书中的事却仍被人们深刻关注着。

　　他们扮演毛泽东

　　古月：一生84次饰演毛泽东

　　代表作品：《开国大典》、《毛泽东的故事》、《重庆谈判》、《大决战·辽沈战役》(上下)、《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豫东战役》、《大决战·平津战役》(上下)、《一代风流毛泽东》、《浴血洛阳城》、《大决战·淮海战役》(上下)、《韶山情》、 《西安事变》、《彭大将军》(上下)、《中国革命之歌》、《四渡赤水》、《决战之后》(上下)、《斯特朗在延安》、《父亲》

　　李克俭：形神兼备演主席

　　代表作品：电视剧《朱德元帅》、《张闻天》、《少奇同志》

　　唐国强：神似的毛泽东

　　代表作品：电影《长征》、电视剧《长征》、《开国领袖毛泽东》、《延安颂》

　　王仁：长者风范的毛泽东

　　代表作品：《九·一三事件》(话剧)、《毛泽东和他的儿子》

　　王：最年轻的毛泽东

　　代表作品：《开天辟地》、《毛泽东去安源》、《秋收起义》、《杨开慧》、《彝海结盟》、《相伴到永远》、《毛泽东与斯诺》、《毛泽东在1925》

　　张克瑶：口音最像的毛泽东

　　代表作品：《西安事变》、《巍巍昆仑》、《毛泽东的故事》、《艰难时事》、《风雨下钟山》、《上党战役》、《毛泽东和他的乡亲》

　　魏积安：最“不可思议”的毛泽东

　　为纪念中国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总政话剧团推出新剧目《圣地之光》，那个在电视里操着山东口音演小品的“伙计”魏积安将在剧中饰演毛泽东。

　　毛式语体自天成

　　萧延中

　　毛泽东卓越的政治修辞能力令世人震惊，他的这一突出特质，使得“笔杆子”的影响力绝不亚于“枪杆子”

　　毛泽东一生有无数传奇的故事，其中显著的一个是：作为20世纪国际公认的大军事家，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为座右铭，他戎马半生，指挥过震惊世界的“三大战役”，但却不曾像战士那样真正地摸过枪。

　　与此相关的是，天眷奇才，在枪林弹雨的战争博弈中，这位中共最高军事指挥官，竟然没有受过一丁点外伤，似乎子弹总是与他擦肩而过，呼啸着远远离去。

　　但是对于毛泽东来说，还有另外一方面的突出特质足以让人再次震惊，那就是他超越凡人的政治修辞能力。英国剑桥政治思想史学派的掌门人、英国剑桥大学皇家钦定思想史教授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教授认为，在具体历史语境中展现出的“政治修辞艺术”，是研究政治思想家极其关键的内容。由此，他的研究被西方学术界誉为一场“政治思想史的革命”。换而言之，在更经常的政治过程中，真正产生支配性影响的“笔杆子”，绝不亚于“枪杆子”。

　　昆廷·斯金纳教授如果懂中文，毛泽东一定会成为他重要的研究对象。

　　毛泽东嘴里的“辩证法”

　　凡是与毛泽东直接接触过的人，无不被他风趣的语言和诙谐比喻所震惊。什么叫“dialectic”(辩证法)？该词本意是同一著作不同版本之间的对话，很复杂的一个舶来品“大词”，但在毛泽东嘴里，“辩证法”会把人笑死。1958年5月17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次会议上解释“什么是辩证法”时说：“人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是观察实践之后才有的……不是天赋的，是后来外界事物反映形成的概念，如看见人，看见狗……问三岁的小孩子，你妈妈是狗还是人，他能回答是人不是狗，这里头有同一性，有个别性，就是个别与普遍的对立统一，这就是辩证法。”

　　两天以后，毛泽东在同一个会上第三次讲话，再次解释了“辩证法”。他说：“中国人把结婚叫做红喜事，死人叫做白喜事，我看很有道理。中国人很懂得辩证法的。结婚可以生小孩，母亲分裂出小孩来，是个突变，是喜事。一个人分裂出两个、三个，甚至八个、十个，像航空母舰一样……新事物的发生、变化、灭亡，老百姓都叫喜事。人死了，开个追悼会，一方面哭鼻子，一方面又觉得是喜事，确实是喜事。你们设想：如果孔夫子还在，也在怀仁堂开会，他两千多岁了，就很不妙！”

　　在中国共产党文献的政治语言中，“左”和“右”是一对敏感的字眼，并没有严格的“学术”定义，在一定程度上要视实际的语境而定。毛泽东1955年9月在中共七届六中全会扩大会议上作总结发言，其中说到：“什么叫左倾？什么叫右倾？好像妇女生娃娃，七个月就压出来，就是左了。过了九个月不准出来，就是右了。”一语道破，“直译”主题。

　　毛泽东不仅不会说“官话”，而且对那种言之无物的“假、大、空”特别讨厌。同样是要强调“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毛泽东的表达则是“羊肉”、“板鸭”和“火腿”：“搞社会主义不能使羊肉不好吃，也不能使南京板鸭、云南火腿不好吃……羊肉不一定照马克思主义做，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羊肉、鸭子应当更好吃，才能体现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进步，否则在洋肉面前就没有威信了。”

　　批评“大跃进”时期刮“共产风”的危害时，他要求地委书记们做到“三不叫”：“死牛之风应该算过去了，不要重复……作价入社与否，总之，不要死牛。中国共产党如果要有本领，今后不要再发生死牛之风，要做到‘三不叫’：人不叫，牛不叫，猪不叫。叫了就有死的可能。”

　　在党的公开会议上，毛泽东“报告”仍然是这种风格。1959年3月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他认为平均主义的毛病不在农民，而在政策。甚至把某些人脑子里的“共产主义”定义为“公开抢”。毛泽东有些激动地说：“生产队，生产小队，普遍瞒产私分，深藏秘窖，站岗放哨，保护他们自己的产品。反过来批评公社和上级的平均主义、抢产主义，写一个条子，普遍过斗拿走。我以为生产队、生产小队的做法基本上是合理合法的……他生产的嘛，马克思百年前讲过‘多劳多得’，他懂得马克思主义。”

　　“一个是瞒产私分，一个是劳动力外逃，一个是磨洋工，一个是粮食伸手向上要，白天吃萝卜，晚上吃好的。我很赞成，这样做非常正确，你不等价交换，我就坚决反抗。”

　　“猪只有一条，你有他就没有，用无偿搞共产主义不行。”“主要是解决这个问题，共产主义没有饭吃。天天搞共产，实际上是抢产……旧社会叫做‘贼’，红帮叫做‘抢’，青帮叫做‘偷’。抢和偷，在名词上叫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地主叫经济剥削，资本家叫剩余劳动，也就是剩余价值……现在一点代价也不给，有一点就拿走……群众普遍反抗，于是翻箱倒柜，进行神经战，一顶帽子‘本位主义’一框。你框农民，就看出你没有办法，叫什么共产主义，还不是公开抢？”

　　讲到“基础工业”在中国国家发展中的地位时，毛泽东用“身体”作比。“两个拳头，一个屁股。农业是一个拳头，国防是一个拳头。要使拳头有劲，屁股就要坐稳。屁股就是基础工业。”(1964年6月6日在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指示)谈及“干部锻炼”，他要“放火烧身”：“放火烧身，可不容易；我们每个人都有毛病，包括我在内……所以一定要放火，以后我看至少三年一焚，五年再焚，一个五年计划里头，至少放两次火。孙悟空在太上老君的八卦炉里头一锻炼，不是就好了吗？”(1957年7月8日在上海市各界人士会议上的讲话)后来这一著名比喻竟在“文革”中被扭曲为“火烧”、“油炸”和“喷气式”。提倡“鼓足干劲”，毛泽东号召“向细菌学习”：“有一种微生物叫细菌，它虽小，但是在某点上来说，他比人厉害。它不讲迷信，干劲十足，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天不怕地不怕，目中无人，它要吃人，不管是谁，它要钻进去。即使你是八十公斤的体重，你有了病，它也要吃掉你。在它看来，什么人都不算数。它的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精神，不比某些人强吗？”(1958年5月8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发扬“民族风格”，他要制造“中国的概念香肠”：“有些东西还要民族风格……如干部下放，军官当兵，五项并举，蚂蚁啃骨头，是中国香肠，不出口，自己吃。”(1964年3月与毛远新的谈话)

　　霸气天成的“毛式语体”

　　毛泽东讲究修辞的“气势”，形成了霸气天成的“毛式语体”。他反对照搬照抄的“鹦鹉”态度，对不合理的“洋模式”主张修正：“规章制度从苏联搬来了一大批，如搬苏联的警卫制度，害死人，限制了负责同志的活动，前呼后拥，不许参观，不许上馆子，不许上街买鞋……其他各部都有规章制度问题，搬苏联的很多，害人不浅。那些规章制度束缚生产力，制造浪费，制造官僚主义。”

　　1957年3月在成都会议上，毛泽东对某些新闻报道的“技术”极其不满，喝斥为“贾桂作风”。他说：“中国人当奴隶当惯了，似乎还要当下去。中国艺术家画我和斯大林在一起的像，我总比斯大林矮一些，这就是盲目屈服于苏联的压力。马列主义主张对任何人都是平等的，应该平等待人。”

　　美国著名政治心理学家罗伯特·J·利夫顿(Robert Jay Lifton)甚至认为，从毛泽东的语言中可以透露出一种“直面死亡的绝对化倾向”，一种一往无前的挑战精神：“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怕什么的，任何人也不怕。不怕别人整不整，顶多没有饭吃，讨饭，挨整，坐班房，杀头，受冤枉。我没有讨过饭。要革命，不准备杀头是不行的。被敌人杀了不冤枉。被自己人错杀了就很不好，所以我们党内有一条：一个不杀。但是坐班房、受点整也难说。”(1957年3月8日同文艺界代表的谈话)

　　众所周知，对于欺压老百姓的官僚主义，毛泽东怒不可遏。反映在政治修辞中就形成了具有浓厚民粹主义的话语结构“我们有些干部是老子天下第一，看不起人，靠资格吃饭，做了官，特别是做了大官，就不愿意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这是一种很恶劣的现象。如果大多数干部能够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那么这少数干部就会被孤立，就可以改变官僚主义的习气。靠做大官吃饭，靠资格吃饭，妨碍了创造性的发挥。因此，要破除官气，要扫除官气，要在干部中扫除这种官气。谁有真理就服从谁，不管是挑大粪的也好，挖煤炭的也好，扫街的也好，贫苦的农民也好，只要真理在他们手里，就要服从他们。如果你的官很大，可是真理不在你手里，也不能服从你。再说一遍，要是大多数干部扫掉了官气，剩下来的人就是有官气，也容易扫掉了，因为他们孤立了。官气是一种低级趣味，摆架子、摆资格、不平等待人、看不起人，这是最低级的趣味，这不是高尚的共产主义精神。能够做到这一点，防止大国沙文主义，就有可能了。如果我们大多数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以科学的态度，以谦虚的态度，是正确的谦虚态度而不是虚伪的谦虚态度待人，以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大国沙文主义就可以防止，即使出现了也不可怕。” (1958年5月20日在中共八届二次会议上第三次讲话)

　　毛泽东的“自己评价”也是政治修辞之极品。1966年7月8日，毛泽东经反复思考，给江青写了一封他自己称之为“黑话”的信，信中说：“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逼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晋朝人阮籍反对刘邦，他从洛阳走到成皋，叹到：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时曾经说过：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可见神气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总觉得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我就变成这样的大王了。但也不是折中主义，在我身上有些虎气，是为主，也有些猴气，是为次。我曾举了后汉人李固写给黄琼信中的几句话：山尧山尧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这后两句，正是指我。”这是毛泽东罕见的自我观察的“政治镜像”。

　　当今的政治思想史研究，在经历了一个“语言学转向”，途经“解释学转向”之后，现在则进入了一个“修辞学转向”。或许毛泽东不会想到，在他去世30年之后，其思想不仅还活着，而且进入到了国际学术研究的最顶端。

　　萧延中：中国人民大学法学硕士、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副主任，副教授，编著有《晚年毛泽东》，被美国哈佛大学“中国史研究丛书”列为必读参考书；《中华文化通志·学术典·政治学志》的主要作者之一；主编《国外学者评毛泽东》四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