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3月，张震重返安顺场，与当年红军抢渡大渡河时的老船工合影。

    　人物小传：张震，湖南平江人，1914年10月生，1926年投身革命活动，1930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7月参加工农红军，10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红军时期，任团宣传队长、连政委、营长、团参谋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历任华东军区参谋长，总参作战部部长，24军代军长兼政委，军事学院副院长、院长，武汉军区副司令员等职。1975年以后，任总后勤部副部长、部长，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国防大学校长、校长兼政委。1992年10月任中央军委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8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中共十一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二届、十四届中央委员。1985年、1987年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黄老带我长征

    　在第五次反“围剿”的最后一仗驿前战斗中，我负了伤，加上发疟疾，不得不去后方医院疗伤养病。

    　一天，我师政委黄克诚来看望伤员，一见面，就指名要我跟他回前方。我的伤口在化脓，担心拖累部队，有点犹豫。黄政委的口气不容置辩：“你的脚能走，回前方也能养好伤。”许多重伤员都十分羡慕我能回部队，医院副院长方圆等同志一直送我们到村口，还嘱咐说：反攻胜利后，别忘了给送些胜利品来。后来听说，红军主力走后，医院被敌人打掉，医院的同志和伤病员都牺牲了。

    　我跟黄政委到雩都赶上了部队。回到红3军团第4师10团。团长沈述清、政委杨勇见我伤未好，便留我在团部当作战参谋。部队正忙于补充兵员、弹药、刺刀、棉衣。原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在各路敌军加紧向我中心区推进的严重形势下，已决定撤离中央苏区，到湘西去同红2、红6军团会合。由于这个决定极端保密，我们这些基层部队的同志只听说要进行“反攻”，根本不知道要放弃中央苏区，进行战略大转移。过去，我一直认为黄克诚同志是师政委，他可能知道部队要走的情况，才到后方医院接我们。近年翻看黄老的《自述》，方知他当时也不知真情，而是从中央领导同志的讲话、文章中判断的，实在难能可贵！人到晚年，易思往事。我想，当年如果不是黄克诚同志把我从医院里接出来，带我走上长征路，哪里还会有今天！

    　突破四道封锁线

    　长征开始的一个半月里，主要是突破敌人设置在我们前面的四道封锁线。第一道封锁线在江西信丰地区。我们同兄弟部队共同奋战，攻占了新田、古陂，西渡桃江，突破了敌军的封锁线，但损失也不小。洪超师长就牺牲在这里，他大我5岁，是我们红3军团最年轻的师长，英勇善战，胆识过人。记得那一天，部队向白石圩前进。洪超师长带一个排从我们团出发到前卫11团去。刚离开不久，就遭到溃散之敌的偷袭。我们听到枪声，急忙上去支援，但师长已经中弹牺牲。大家怀着满腔悲愤，全歼了这股残敌。洪超师长牺牲后，由张宗逊接任第4师师长。

    　突破湘南地区的第二、第三道封锁线时，我发着高烧，不能走路。沈团长、杨政委对我的伤病非常关心，强令我坐担架。一星期后，伤口稍有好转，我就坚持步行，跟着部队向前走。

    　突破第四道封锁线最为惨烈。我第4师部队血战湘江，付出了重大伤亡。我这时伤病已愈，又回到3营当营长，率部坚决扼守光华铺地区。一天之内，两任团长都牺牲在这里，全团伤亡近半。指战员们的鲜血染红了湘江，终于完成了掩护中央机关和军委纵队在界首渡江的艰巨任务。从整个战役讲，中央红军苦战5昼夜，总算突破了敌军的第四道封锁线，但部队已由江西出发时的8.6万余人，锐减到3万余人，联想到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红军的被动局面和重大损失，大家的心情都很忧虑和沉重，为什么毛主席还不来指挥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