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北京9月14日电(记者黎云)“给年轻人讲长征是我的责任和义务。”曾任军委工程兵副政委的刘月生经常出席各种宣传红军活动，是北京小有名气的“红军社会活动家”。

　　“是肖克来红6军团后，部队战斗力才提起来了。”刘月生回忆说，“以前红6军团实际上还是游击队性质，没有能力组织运动战和歼灭战。”

　　1934年1月，党中央为缓解中央苏区压力，命令红6军团北上破坏南浔铁路。在与前来阻击的敌人激战时，红军被敌人飞机整整轰炸了两天，伤亡很大。

　　“我们都觉得奇怪，飞机扔炸弹怎么扔得那么准，我们走到哪里它扔到哪里。”刘月生回忆说，“肖克军团长透过望远镜发现，原来敌人用白布在地上摆出了一个箭头，指示飞机轰炸。”

　　于是，肖克马上让红军也用白布摆出箭头标志来，指向敌人的阵地。

　　两个相对的箭头一下子就把敌人飞机搞糊涂了。后来，敌人飞机干脆两个阵地都炸。肖克便乘飞机轰炸敌人阵地时率部队出击，打垮了敌人。

　　“我们连缴获了很多可以通用的子弹，高兴地把边区造的土子弹全扔了。”刘月生回忆说，“不过，这一仗我们50团给打没了，团长蹲在地上直哭。”

　　劣势装备确实让红军吃尽了苦头。敌人甚至把山炮公然架设在红军步枪射程之外的开阔地上，毫无掩护地向红军开炮。红6军团一路打到了南浔铁路，却没有办法破坏铁路。

　　“我们没有雷管和炸药，甚至连铁锨、镐头都没有，看着铁路都不知从哪里下手。”刘月生说，“汽车也没见过，更不知道怎么个打法。”

　　但红军在铁路附近的活动，牵制了至少20个团的敌人，减轻了中央苏区压力。“我们还俘虏了一个敌军医院，缴获了很多奇缺的药品。”刘月生说。

　　1934年8月，军委要求红6军团西征寻找红2军团。“一路上，我们天天看到飞机从头上飞却不扔炸弹，后来才知道敌机根本不把我们这2000多人放在眼里。”刘月生说，“敌人着急去炸中央红军，他们带的辎重太多，飞机来了躲也躲不了。”

　　红2、6军团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后，继续北上。艰苦的行军和极差的补给使部队减员严重，政治部让刘月生带着几个警卫排的战士担任收容任务，走在部队最后面。

　　太阳已经出来很长时间了，刘月生老远看着一个帐篷还支在草地上，便带着战士跑过去。他一生都难忘所看到的一幕：20多个红军官兵，横七竖八地倒在帐篷里面，身体已经僵硬发青。

　　再往后走，刘月生也差点倒在了草地上。在过一个小山时，他突然感到鼻子被堵，怎么也呼吸不了，也提不起脚。“眼睛看什么东西都是虚的。”刘月生回忆，“一会儿又开始下冰雹。我连打开雨伞的力气都没有，只想坐下来休息。”

　　但指导员坚决不同意，上来架起刘月生就走。一个人架不住，连长又上来，两个人硬拖着他往前走。走了200多米，他又缓了过来，可以自己走了。

　　“这种现象我不知有人研究没有，到现在我都不明白为什么。”刘月生说。(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