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钱人不一定是富人

　　宋正勋：在韩国，富人的另一种理解是被周边的老百姓尊敬的人。如果没有得到周边的认可和尊敬，就不算真正的富人，只能算有钱人。比如说，某人中了彩票得到几千万，社会不会认为他是富人，只会认为他是有钱人。在韩国，一般老百姓对富人有很好的印象，因为富人对社会做出贡献，他们的存在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是非常积极的。韩国人本身的特点就是，首先重视国家，然后再重视个人。这与韩国经历的困难有关。韩国富人从其他发达国家的富人身上学到许多行为规范。因此，每次遇到灾难时，大多数富人会拿出自己的钱来解决这些困难，竭尽全力帮国家。

　　谭嘉煦：美国是有阶级的，有富人有穷人，而且富人之间也有阶级。受尊敬的富人总比有钱人要好一点，但是很多人可能出自下层，比如麦当劳的售货员、小便利店的收银员等，他们渴望成为理想的中产阶级。因此，他们首先考虑是否有钱，然后再考虑是否为社会贡献。这要有一个过程。当然，成了像盖茨那样的富人，不做点社会公益的话，会被一些公众看不起的。现在大家都想成为他那样的富人。

　　福岛香织：在日本，至少70%的日本人的思想是，钱不是唯一的，还有比钱更重要的东西。用钱买不来的东西有，比钱更重要的东西也有。富人思考更多的是怎么样对社会贡献，日本的有钱人参加慈善活动、建基金会、做社会贡献比较多，而对社会贡献多的人，在所得税上是有优惠的。在现在的中国，富人脑子更多的是如何赚钱，于是，整个社会拜金主义很严重。穷人的“仇富”心理也产生了。因为有钱人很多是从老百姓的廉价劳动力中赚取利润。而且富人偷税的事情也不少，老实纳税的是穷人。老百姓当然不满。

　　林莎莉：对社会责任感的培养需要从小开始。在澳大利亚，从小就鼓励孩子攒零花钱帮助穷人。比如，每天上学，学校门口都会放个募捐箱，孩子们经常会自觉地丢一些硬币进去。学校的老师并不是向他们强行灌输“社会责任感”之类的概念，而是用一些细微的行为培养他们对社会的责任感。他们长大成熟后，也会变得越来越有责任感。因此，在澳大利亚，没有以财产为唯一衡量标准的比阔心理，不管你有多么巨大的资产，或者你是工薪阶层，在人们心理没有太多不一样，最多可能是一句话的区别：“哦，他是一个有钱人”。

　　中国需要有自己的“肯尼迪家族”

　　福岛香织：在中国生活一段时间后发现，中国人喜欢在纸币上写东西、记数字。按照日本传统这是绝对不能做的事。日本人主流的看法是，讲求有意义地用钱，钱不能被亵渎，不能玩，要用到最有意义的地方去，也应该买有价值和有意义的东西。但中国有些富人却不这样。以为钱是自己的，怎么用都行。很多中国富人对自己的钱很不珍惜，花得没有价值。

　　当然，拜金主义不是中国独有的，日本也有。但中国和日本不太一样的是，富人可以通过金钱获得比穷人更多的益处。另外，富人也非常害怕私人财产得不到保护，因此，如何完善相关法制建设，尽量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解决当前中国富人问题很重要的手段。

　　宋正勋：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中国社会对富人的情感要改善。现在中国不是以前那样的经济体制了，已经引入市场经济的竞争模式，社会不像以前那么仇视资产阶级和富人了，逐渐认识到富人也是社会重要的组成，对社会发展也是很有帮助的。以前，在中国，如果我有钱，我不敢说我有钱，但社会在改变，观念也在随之发生变化。于是，富人可以大胆地说，我有钱，我可以帮你，我可以帮社会。因此，观念的变化很重要，需要承认富人的社会地位和积极作用。

　　让有钱人变成富人，这中间需要一个教育和宣传的过程。当我自己有钱，并为社会做了一定贡献时，其他人可能还会觉得我只是一个有钱人，而不承认我是一个为社会做出贡献的富人。所以说，这个过程不是由有钱人或富人自己来担当，而应该由媒体、政府或者其他一些社会团体等共同担当。因此，对于中国来讲，制度完善很有必要，但转变观念也是非常重要。

　　另外，富人在中国还是第一代，中国还没有出现第二、第三代的富人，第一代富人肯定会把财产传给他们的孩子们，如何有效地继承，这需要一个过程。重要的是，中国需要有一个像“肯尼迪家族”那样的家族式榜样。中国富人都能看到，他们有钱也还不够，还有更值得学习和追求的目标。

　　谭嘉煦：个人的社会责任心好像是比较难建立起来的，可能要花费比较长的时间。在美国，富人的责任感像一个传统，但最初并不光是为了社会，而是为了企业，比如美国西部开发时，一些企业可能需要有道路来运输产品，于是大家集资建路，员工需要有地方住，于是集资建小镇，相应的配套设施就建立起来了。这样，富人、企业和社会的利益都结合起来了。当然，这可能和宗教观念有关，美国人比较重视“感恩”观念，因为上帝赐予你一个机会去创办某一个企业，你从中得到利益的同时应该给上帝、向社会“感恩”。西方的道德就是从宗教而来，而对于中国来说，需要有某种精神因素，才能形成对社会负责任的道德观。▲ (此次论坛由王文主持、毕方圆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