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官员心中抹不去的“GDP至上情结”

　　应该说，近年来，中央政府在环境、生态、资源保护方面决心是很大的。尤其是党的十六大以来，提出了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思想；提出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大力发展循环经济；要求明确不同区域的功能定位，形成各具特色的区域发展格局。中央的一系列战略决策表明，我国环境与发展的关系正在发生重大变化。国家职能部门如环保、林业等部门也采取了许多有力措施，加大了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的力度，以致有三次“环保风暴”和“六大林业生态工程”之说。在这些“环保风暴”之中，还有近百家国字号的大型企业以及数以万计的中小企业被相继“拿下”。一些地方政府如浙江、江苏等省，近年来也非常重视环保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采取了许多有力的措施，取得了明显的成效。

　　然而，从我国环保总的现状来看，依然不尽如人意。中央在“十一五”规划中提出“每年节能4%，减排2%”，结果2006年主要污染物排放不降反升。平均每两天发生一起突发性环境事故，群众环境投诉增加了三成。

　　究其原因，其重要一条，就是我们许多地方政府领导仍在片面追求GDP。

　　虽然经过近年来人们的口诛笔伐，“GDP至上”在理论上已站不住脚，但“GDP至上”的观念并没有销声匿迹，而是转换了表现形式，在许多地方政府官员的骨子里扎下了根。

　　河北省有个县，有丰富的矿藏和盛产驰名中外的栗子。作为当地政府，有两个选择：一是通过政策引导和技术指导，组织农民种板栗，这种板栗的销路是没有问题的。这样，全体农民都可以受益，这种绿色经济不仅保护环境，而且还可以实现农民的均富。但是，地方的GDP却不会高歌猛进。另一种选择是鼓励开矿，其结果是少数人通过手段承包矿产，成为纳税大户，这样，地方的GDP毫无疑问地上去了。但是，大多数农民并不富裕，成为打工族，同时环境被破坏了。在毫无责任而言的疯狂开采下，过去的绿水青山，变成了今天的满目疮痍。现实是地方政府毫无疑问地选择了后者——因为它可以促进地方的经济发展、可以使政府受益、更重要的是会使一少部分人腰包迅速鼓起来。

　　唐山市也有一例：在没有环境容量的情况下，全市依然建设了70家钢铁企业，且80%没有经过环评，近几年钢产量已达到全国十分之一，但钢铁企业的平均产量仅在65万吨以下，规模小且布局分散，造成大气和水的严重污染。

　　一些地方官员借口“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片面追求GDP，根本就把环保忘在了脑后。其实，教育、医疗、住房、环境这些都是基本的民生指标。发改委曾组织课题组与中外100多位著名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经过调研发现，未来15年，潜伏着13项可能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危机，生态问题就是其中的一项。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专家丁元竹认为，目前仅靠发展经济来解决社会问题的思路已经行不通。因为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并不匹配。比如，过去GDP每增长1个百分点，能够解决300万人就业，现在却只能解决70万人就业。事实上，目前化解经济社会问题，从深层次上看关键是治理问题。因此，考核地方政府，最主要的指标不应该是“GDP”，而应该是基本的民生指标。

　　既然如此，为什么一些地方政府官员有如此深厚的“GDP至上情结”呢？

　　这是因为当地主要领导有这种情结。他们用这种情结去考核干部，任用干部，自然是“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是因为一味追求GDP能够名利双收，既可以在短时间内看到政绩，让当地富裕起来，又可以保住自己的乌纱帽，甚至继续升迁。

　　再往深层看，这种表面上看是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博弈，按国家环保总副局长潘岳的话说，其实是体现了“局部与全局的博弈、政绩与民生的博弈、大资本与政府监管部门的博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