裙带严重、以权谋私、官商勾结、集体腐败，权贵资本直接或间接引发当年东亚金融危机

　　今年是东亚金融危机10周年。对于这场劫难，值得汲取的教训甚多，但从我国改革开放的现实看，最应该提及的当数权贵资本的危害。

　　东亚金融危机后的一系列研究表明，这场金融危机从某种意义来看是“东亚模式”或“权贵资本主义”的危机；权贵资本的为所欲为，直接或间接引发金融危机并导致相关国家经济与社会的持久动荡。

　　权贵资本危害长远发展

　　二战后，东亚威权主义者把经济增长作为第一要务。由于保持了政治稳定、采取专家治国和出口导向战略，东亚迅速摆脱了落后的状态，大大推进了国家的现代化进程。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认为，由威权主义而生成的“裙带资本主义”，在经济发展的某个阶段，商界和政府合作固然可以把整个国家的力量引到最有利于经济发展的途径上，但随着日积月累，它会造成监管不力和贪污盗窃的“道德风险”。降低市场配置效率，损害金融稳定基础。

　　在一些东亚国家，与政府领导层有密切联系的利益集团控制着经济命脉。这些家族依靠与政府的密切关系牟取暴利，从而妨碍了经济的长期健康发展。

　　一些国家表面上健康的财政状况实际隐含着大量赤字，这是因为政府对与政客们有裙带关系的银行、企业提供各种隐性担保，增加了金融中介机构和企业道德风险，由此生成的不良资产则体现于政府的隐性财政赤字。政府主导经济增长而引致的政企勾结，使企业不注重经营管理，不注重经济效益，只注重与政府官员拉帮结派，只注重市场和资本份额的最大化而盲目扩张。从20世纪60年代起，韩国的银行就成了政府经济政策的影子，金融机构按照官员的“明言”或“暗示”贷款给企业，企业再把巨额利润输送给这些官员。由于银行的滥放，到20世纪90年代，韩国每年不良债权总额至少有7万亿韩元，约占政府年财政预算的70%。最大30家财团负债加总占全国财富的1/3，平均负债率高达31.7%，有近10家大企业负债比率超过500%。在金融危机爆发前，韩国已有1/5企业处于隐性倒闭状态。超借超贷导致信贷膨胀，诱发泡沫经济。

　　由于对权贵资本长期实行“金融倾斜”和优惠利率政策，为企业过度投资和盲目扩大规模创造了条件。同时由于政府对银行的保护，银行倾向于扩大贷款规模而忽视对贷款的风险管理。企业“超借”和银行“超贷”导致信贷膨胀，信贷过度膨胀的结果必然造成经济“过热”，在缺乏政府有效监管的情况下，造成低效益产业的过度扩张和股市房地产业的持续膨胀。加剧两极分化，危害社会稳定。

　　权贵资本的肆意作为，使社会形成了暴富的少数和贫困的绝大多数的对立。在印尼，苏哈托家族与极少数华商控制着国家70%以上的财富，而赤贫人口(每天收入不足1美元)的数量有增无减。1996年联合国人力发展报告指出：马来西亚20%最富有人口的财富与20%最贫穷人口的财富之比率，是东盟国家甚至是亚洲最高的，达11.7倍。政府主导的“新经济政策”带来的大部分好处落到为数不多的马来人公司手里，尽管一些马来商人跻身东南亚富豪之列，但大量的马来人仍旧生活在贫困之中。分配正义所涉及的不只是物品和金钱的多寡，而是社会成员之间团结的基础。一旦这个基础遭到破坏，社会群体就无可避免地分裂为相互对立、相互敌视、甚至相互暴力冲突的集团。东亚一些国家两极分化的加剧与暴富的少数和贫困的绝大多数的对立，产生了严重负面效应，即“人们第一次表现出一种对抗心理，甚至藐视现存权威”。如此动摇了社会稳定的基础，使市场经济秩序极度混乱。权贵资本不仅大量侵吞国家财富，还在国家经济岌岌可危之际最先感知危机的来临，由此大量向境外转移资产，导致“羊群效应”，直接引发金融危机，或加速金融危机的到来。

　　权贵资本四大典型特点

　　裙带严重、以权谋私、官商勾结、集体腐败，被视为东亚权贵资本的四大典型特点。

　　——政府权力私有化、国家经济家族化是东亚权贵资本集中体现。

　　菲律宾是东亚权贵资本的一个典型。军人出身的费迪南德马科斯担任总统后，其夫人伊梅尔达被宣布为继承总统职位序列的第一人，此后伊梅尔达又计划把当省长的儿子栽培成为总统。总统夫妇两大家族的成员非富即贵，而军队中大部分高级将领都是总统的同乡伊洛戈省人。印度尼西亚是东亚权贵资本的另一个典型，统治印度尼西亚达32年的前总统苏哈托视国家为自己的宗族、采邑和私产。苏哈托在印尼建立起庞大的盘根错节的家族统治，其子女加上他们的配偶、族亲和表兄弟及苏哈托的孙辈们，几乎垄断了印尼的金融、汽车、电力、建筑、交通运输、森林、矿山、新闻媒介和房地产等所有有利可图的经济领域。——在诸多东亚国家，普遍存在着政府权力过大与权力过度集中，又缺乏有效监督制约的问题。

　　随着政府管理经济与社会事务的范围不断扩大，市场中的政策因素和权力因素加重，引发了众多的行贿动机。从政成为一种有利可图的职业，这又鼓励官员们和行政部门扩大对市场的干预以获得更多、更持久的利益。全斗焕、卢泰愚、金泳三的儿子、苏哈托的子女等权贵就是利用各种配额、优惠、补贴、减免税、政策性贷款、大型工程以及各种收费、证照等纷纷介入市场。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执政期间，其家族及与其过往甚密的几个大财阀，垄断了菲律宾国民生产总值的80%，马科斯夫妇名下的资产至少相当于菲律宾国家3年的财政预算或40%的外债。另一位总统埃斯特拉达也因生活糜烂而被赶下台后，被起诉贪污受贿的金额高达8000万美元。——钱权交易、设租与寻租在东亚国家相当普遍，形成了本地私人资本、跨国资本和官僚的结合体。

　　在印尼，富商们投入大量资金发展企业，然后让执政者的亲戚在企业中位居要职，由此形成极小部分富商与政治权贵利益交织、互相利用、共存共荣的官商勾结体制。

　　在泰国，不健全的民主政治使政商关系日趋紧密。商界人士用金钱收买选票支持官僚政客竞选，官僚政客当选后则以社会公共资源回报资助者，这种投桃报李的风气愈演愈烈。为获取竞选资金，政客们利用权力索贿或贪污，或者与商界密友签订“君子协定”：商界密友先垫付竞选资金，政客则保证当选后把有利可图的工程等各种经济特权回馈商界密友。韩国在经济发展之外的主要资金是美国援助，执政的自由党则掌握着美援的分配权，企业要获得官价外汇、进口许可、银行贷款、原料物资等，必须通过行贿或为自由党提供“政治资金”。

　　——默许乃至纵容官僚阶层和执政党成员寻租致富，已成为当时东亚威权主义体制自我巩固的一个重要手段。

　　在马来西亚，自20世纪70年代后新兴的马来统治集团为了达到其“重组社会”(即提高马来人的经济实力、经商能力和收入水平，改变华人经济一支独秀的局面)的目标，积极干预市场，使政治权力与经济利益难解难分，出现了执政党巫统大办公司、政府大搞巨型工程以及政府加强对市场的“指导”等现象。党和政府的基干力量均参与了经济利益分肥，利用经济分肥来维持统治阶层内部稳定，借以稳定政坛秩序。印尼苏哈托政权更是登峰造极，他上台后通过内务部和地方各级行政机构把所有的政府公务人员、国有企业管理人员拉入自己控制的“专业集团”。而专业集团既是为自己的私利垄断权力的工具，也是苏哈托集团手中掌握强有力的政治机器。东亚金融危机深刻启示

　　10年前，主要由权贵资本祸及的东亚金融危机，对今天有着深刻的启示。

　　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应当被有效限制。

　　在东亚国家的发展过程中，国家政权这只“看得见的手”成为现代化的策划者、推动者与组织者，虽然推动了现代化进程，但也造成了诸多弊端。由于政府垄断了庞大资源，对整个国家的生产、投资、税收、货币、信贷、贸易都有控制权，企业或公司为获取资源的优先分配或各种类型的经济优惠，便千方百计贿赂行政官员，由此引致日盛一日的钱权交易。由于东亚国家市场体系不完善、市场机制不健全，因此以政府力量主导经济发展有其必要性，但当经济发展取得阶段性成功后，政府应“急流勇退”，让市场充分发挥调节作用。然而，一些东亚国家由于相关利益集团的生成，使得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变本加厉。政府对经济的过度干预成为腐败现象滋生的温床。行政权力运用应当被充分监督。

　　官商勾结、裙带关系等在国际社会司空见惯，即便于美国政坛也由来已久：诸多总统就以任人唯亲出名，哈定总统的内阁有“俄亥俄帮”之称；杜鲁门总统的政府有“密苏里帮”之称；卡特总统的核心成员有“乔治亚黑手党”之称；里根总统的内阁成员以加利福尼亚人为主，有“厨房内阁”之称；现任布什总统周围则是得克萨斯和以前老布什的幕僚。但是，裙带现象没有在美国泛滥成灾，走向大规模权贵腐败，进而引起经济危机或社会动荡，主要是政府的权力受到多方约束与监督。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公民社会的建设应当被高度重视。

　　权贵资本形成的前提是威权主义体制，而威权主义体制赖以存在的基础则是政治经济方面的人身依附、社会封闭与高度人治。在东亚，普通民众服从于大大小小的“恩从关系”，对政治家族、官员的效忠程度远远超过对国家和政府机构的效忠，政治立场私人化，政治活动非制度化，领导人家长化。因此，威权主义体制是东亚金融危机的制度根源，而从根本上破除威权主义体制迷思的一个重要甚至是必要途径，就是建设并确立起现代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是存在于政府、市场之外的“第三力量”。实践证明，公民社会以个人主义与多元主义、公开性与开放性以及法治等原则，可以有效制衡政治权贵滥用国家权力、妨碍市场经济发展。□(作者为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经济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