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物权法的法理思想源自西方，但在民事法律体系中，与日趋国际化的合同法等相比，物权法却最具个性化。一部成功的物权法，固然需要移植世界先进的物权规则，但更需要立足本国的现实体制、历史文化、道德意识、传统习惯等等。有统计表明，中国物权法70%以上的规定有别于西方国家的物权法。从宏大的立法原则，到细微的民生关怀，从果断的制度突破，再到谨慎的现实考量，在中国物权法中，处处可见“中国特色”的本土化努力。

　　《物权法的“中国结”》专题报道之二

　　中国式物权法

　　平等保护中国式物权原则

　　“可能还会有一些小的改动，但像‘平等保护’这样的大原则不可能动摇了。”物权法草案提交全国人代会审议前夕，一名民法学者作出了上述判断。他所称的“平等保护”是物权法中的一条重要原则，即“国家、集体、私人的物权和其他权利人的物权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

　　恰恰是这项“平等保护”原则，是立法过程中的争议焦点。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经济结构，注定中国的物权立法必须回答“公私财产孰轻孰重”。有人提出，宪法规定“社会主义的公共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而表述保护私有财产的条款却没有“神圣”两字，因此，物权法的“平等保护”原则不符宪法。即使在私有财产的层面上，亦有人怀疑，物权法只能保护富人的“金马桶”，没法保护穷人的“打狗棍”。

　　其实，从历史的纬度梳理一下立宪史，不难澄清一些模糊的认识。1993年宪法修订后，明确规定“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等特性，决定了市场主体必须享有相同权利、遵循相同规则、承担相同责任。2004年宪法修订后，明确强调了对私有财产的保护，这为“平等保护”原则进一步奠定了宪法基础。

　　一位参与立法的人士坦言：“假如公私财产遭受同样的侵害，却受到不同的保护，老百姓也不会答应！”而诸多民法学者则认为，物权法对富人、穷人一视同仁，但富人往往有足够的能力保护自己的“金马桶”，而势单力薄的穷人财产更易遭受侵害，所以，“平等保护”实际上更有利于保护穷人的“打狗棍”。

　　在充分论证、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平等保护”原则最终在物权法中得以确立。与此同时，物权法还重申了宪法所确立的基本经济制度：“国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国家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立法者指出，坚持基本经济制度和“平等保护”原则是一个统一的有机体。没有前者，就会改变社会主义性质。没有后者，就违背了市场经济原则。

　　按照“平等保护”原则，物权法对国家、集体、私人三种所有权都设计了保护性机制。而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尤其受到了特别关注。

　　种种迹象表明，频繁上演的监守自盗、低价贱卖等闹剧，使国有资产成为经济领域中受害最甚的对象。耐人寻味的是，就在物法权紧锣密鼓制定之时的2004年，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公开质疑科龙电器董事长顾雏军“套取”国有资产，引发了海内外关注的“郎顾之争”，这场风波最终以顾雏军锒铛入狱而终结，而国资流失问题则进一步成为舆论焦点。

　　作为对社会呼声的回应，物权法针对国资流失现象设计了特别规定：“违反国有财产管理规定，在企业改制、合并分立、关联交易等过程中，低价转让、合谋私分、擅自担保或者以其他方式造成国有财产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法律责任。”在物权法中如此详尽地列举“吞吃社会主义免费午餐”的各种花招，不难体味立法者的良苦用心。此外，物权法还对国资的管理、监督提出了明确的责任要求。最新消息表明，在物权法的带动下，国有资产法已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2007年的立法议程。

　　坚守基本经济制度，确立“平等保护”原则，防止国有资产流失……这些融会贯通的制度设计，共同构成了中国物权法的特质。比较而言，西方国家物权法只是规范私人财产权，根本不存在公私财产的平等保护问题。而中国物权法必须在“平等保护”的前提下实现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理想，参与物权法起草的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王利明教授由此得出结论：“在各国物权法中，我国第一个规定了‘平等保护’原则，这是真正的中国特色。”

　　民生至上中国式物权关怀

　　“物权法是我们的救命稻草！”两年多前，南京某小区的业主们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当时，当地政府为解决社会上的“停车难”问题，准备在该小区地下开挖一个地下停车场，但业主们却认为该地块的使用权属他们共同所有，因此坚决反对停车场的修建。不过，业主们找不到任何现行法律支持他们，于是，当时正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物权法草案就成了业主们惟一的维权“依据”。

　　被无数平民百姓视为“救命稻草”的物权法，没有辜负芸芸众生的期望。针对城市、乡村不同的社会生态、民生问题，物权法设计了各具特色的权利规则。

　　物权法分别设专章规定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在法律层面第一次确认了这两种权利为用益物权，而此前，土地承包经营权更多地体现为合同关系，按照物权保护优于债权的原则，土地承包的物权化，无疑有助于农民利益的最大化，有专家甚至将其誉为“献给广大农民的大礼包”

　　物权法专设的“业主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一章，则为广大城市居民送去了最及时的维权武器。随着中国的住房商品化走过二十多年的历程，房产已成为许多城市居民最大的财产，但业主、开发商、物业公司之间错综复杂的“小区纠纷”也日益升级，甚至演变成血腥的暴力，而弱势的业主常常沦为牺牲品。随着物权法走进公众视野，“建筑物区分所有权”这个看似拗口的词语，成了无数业主交口传诵的流行语。绿地、车库、车位归谁所有？住宅能不能“变身”成餐馆歌厅？业主能不能更换开发商指定的物业公司？哪些事情要业主共同说了算……诸如此类的小区“死结”，都能从物权法中找到有利于业主的解套依据。

　　最能体现中国特色民生关怀的，还数物权法对征地、拆迁问题的制度安排。城市住宅、乡村土地都是百姓安身立命之本，然而近年来，城市拆迁、农村征地恰恰成了公权力侵犯私权利的重灾区，“画圈就拆，给钱就走，不走就扒”，诸如此类的强势剥夺触发了当下中国最为剧烈的社会矛盾。据有关部门统计，目前的上访事件中，约有三分之一以上因拆迁、征地而起。

　　2004年3月宪法修订后，“私产入宪”成为当时最具突破意义的宪政思维。其后不久，一个经典的维权形象开始在全社会流传：63岁的北京老人黄振三云为了挡住企图轰他出门的强制拆迁人员，高高举起了一本新版的宪法文本。这是悲壮的一幕，也是无奈的一幕，多少人期望，除了提纲挈领的宪法，还能有一部细致入微的物权法来保护他们家园。

　　自物权法草案三审起，原先规定得较为原则的国家征收制度开始受到立法者的重点“照顾”，先是提出了“合理补偿”、“妥善安置”等重要理念，其后又不断明晰“合理补偿”、“妥善安置”的权利内涵。于是在最终诞生的物权法中，人们看到了一桌丰盛的“权益补偿大餐”，在明确拆迁、征地应当出于公共利益需要并依法定权限、程序进行的前提下，物权法针对农村征地明确规定：“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应当依法足额支付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等费用，安排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费用，保障被征地农民的生活，维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针对城市拆迁，物权法明确规定：“征收单位、个人的房屋及其他不动产，应当依法给予拆迁补偿，维护被征收人的合法权益；征收个人住宅的，还应当保障被征收人的居住条件。”如此精雕细琢的权利保障规则，使物权法中的国家征收制度最终成为一个“百姓权益精细化”的权利样本。

　　民生的背后是民权，民权的背后是公正。对民生问题的真诚关怀，使物权法真正成为一纸“公民财产权利保障书”，也从本源意义上证明了“法乃善良公正之术”。

　　土地权益中国式物权难题

　　“看来物权法这次不能去掉我的心病了，不过事情还有希望，再等等看吧。”被村民们尊称为“大教授”的北京师范大学退休教师刘教授，对于物权法一直抱着既期待又焦虑的复杂心情。八年前，放下教鞭的刘教授来到河北蔚县小五台山山脚下的一个小村落里，从一位村民手中购买了一处有6间厢房的院落。从此，刘教授每年都有大半时间在这里享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田园生活。不过，刘教授虽说购买的是村民自有的房子，但房子不能脱离宅基地独立存在，而现行法律、政策禁止城镇居民购置农村宅基地，于是刘教授一直顶着“违法”置产的风险。在物权法草案审议过程中，最初曾提出“地随房走”，即购房同时转让宅基地，这让刘教授欣喜不已，但最终，这个颇为开放的方案并未体现在物权法中。

　　其实刘教授遭遇的，只是物权立法过程中诸多的“土地难题”之一。物权法的核心是不动产，而不动产的核心又是土地。在实行土地私有化的西方国家，土地能直接进入市场交易。但在中国，土地归国家或集体所有，土地所有权不能买卖，土地使用权则多种多样。正是这种土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的特殊国情，使得因土地权益而产生的矛盾冲突，成了典型的中国式物权难题。而在现有的土地管理体制下，如何最大限度地保护公民的土地权益，也成了对立法者智慧的最大考验。

　　在物权法制订过程中，曾有一个“人心惶惶”的“70年大限”问题。所谓“70年大限”，是指城市居民购买房产之后，虽然对房屋享有永久的所有权，但房屋底下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却只有70年的期限。尽管物权法草案最初规定到期后可以申请续期，但许多人仍然忐忑不安：续期申请不批准怎么办？会不会只给一点补偿就收走土地？为了解除城市业主的普遍性忧虑，物权法四审后即明确规定，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期间届满后自动续期。从“申请续期”到“自动续期”，舆论普遍视其为送给城市居民的一颗定心丸。

　　在农村社会，也弥漫着一股不安的情绪。中国的改革最初是由农村土地承包制启动的，目前一些地方正面临一轮新的承包期，政策会不会变？是“继续承包”还是“土地大换”？成了农民心头最现实的担心。为此，物权法七审后特别增加规定，土地承包期届满以后，由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按照国家规定继续承包。立法机关表示，如此规定就是要给农民吃一颗定心丸。

　　不过，并非所有的土地物权难题都能在现实条件下顺利破解。在物权法制订过程中， “宅基地使用权能否转让”就成了考察中国物权难题的一个典型样本。

　　不少人士认为，宅基地使用权转让应该彻底放开，才能使农民房产、宅基地由“死产”变成“活产”，帮助农民解决融资难等问题，走上致富之路。不过亦有许多人士担忧，住房、宅基地是农民最后的生活保障，如果允许转让或抵押，一旦农民生活发生巨变，就会陷入无依无靠的绝境，进而引发严重的社会危机。

　　从初审到七审，从立法机关到学界民间，宅基地难题成了难分胜负的争论焦点，而法律草案亦不断处于变动之中，却始终无法取得共识。鉴于目前中国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尚未全面建立，在全国范围放开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的转让和抵押的条件尚不成熟，立法机关做出了维护现有体制的决断，同时为了给今后的法律、政策调整留下余地，物权法规定：“宅基地使用权的取得、行使和转让，适用土地管理法等法律和国家有关规定。”

　　与能够自由流通的城市房产相比，农村的宅基地难题实际上触及了城乡财产权利的二元分割。因此，宅基地问题的圆满解决，有赖于发展农村经济、建立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拆除城乡二元结构等根本性、体制性的变化。而物权法目前的制度安排，恰恰为未来可能的变迁提供了改革空间和法理依据。

　　虽然一些较为理想化的条文最终没有现身物权法，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物权难题也有待进一步破解，但诚如立法机关所言，物权法“重点解决了现实生活中迫切需要规范的问题”，更重要的是，物权法架构了一套富于中国特色的物权规则，并为未来留下了巨大的想象空间。对于正处于改革转型途中、全力奔向国富民强的中国社会而言，也许正可以套用一句话——物权法不是万能的，但没有物权法是万万不能的！

　　相关链接之一：物权法基础知识

　　物权，指权利人依法直接支配特定的不动产或者动产的权利。物权、债权、知识产权都是财产权，物权与后两者的区别是，物权是一种支配权，而债权又称合同的权利，是一种请求权；物权是针对有形财产的权利，而知识产权是针对无形财产的权利。

　　物权分为所有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三大类型。“所有权”是物权的基础，指权利人依法对自己的不动产和动产享有全面支配的权利。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是从所有权派生出来的权利，其中，“用益物权”指权利人依法对他人的不动产或者动产享有占有、使用和收益的权利；“担保物权”是为了确保债务履行而设立的物权，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就担保财产依法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

　　共有，指两个以上的单位或者个人对一项财产共同享有所有权。

　　业主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随着高层建筑物的出现和小区的形成而产生的新的所有权形式，指各业主对住宅等专有部分享有所有权，对共有部分如电梯等公共设施、绿地等公用场所享有共有以及共同管理的权利。

　　地役权，用益物权的一种。指因通行、取水、排水、铺设管道等需要，通过合同约定利用他人的不动产，以提高自己的生产或者生活水平。

　　占有：指占有人对不动产或者动产的实际控制。分为有权占有和无权占有，无权占有又包括善意占有和恶意占有。

　　相关链接之二:物权法之权利宝典

　　物权法共5编、19章、247条。主要结构和内容如下：

　　第一编“总则”，共3章。设专章规定了物权法的立法目的、适用范围等等，并确立了平等保护、物权法定、物权公示、遵守法律等基本的物权原则；设专章构建了物权设立、物权登记、物权变动等基本制度，依据不动产登记、动产交付的原则，分别规定了确认物权的规则；设专章规定了确认权利、返还原物、排除妨害、消除危险、损害赔偿等多种物权保护方法。

　　第二编“所有权”，共6章。设专章规定了所有权人的权利、国家征收征用制度等等；设专章对国家、集体、私人所有权的范围、内容、保护等分别做出规定；设专章规范业主的建筑物区分所有权，除明晰住宅小区各种不同性质的产权外，还对小区内车库和车位的归属、业主委员会的职能、业主和物业服务机构的关系等做出规定；设专章规范因用水、排水、通行、通风、采光等产生的相邻关系；设专章规定了共有制度；设专章对善意取得、拾得遗失物等做出规定。

　　第三编“用益物权”，共5章。设专章对用益物权人的权利、自然资源有偿使用制度、海域使用权等权利的法律适用等做了规定；分设4个专章，分别对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地役权等4种用益物权做出规范。

　　第四编“担保物权”，共4章。设专章规定了担保物权共同适用的规则；分设3个专章，分别对抵押权、质权、留置权等3种担保物权做出规范。

　　第五编“占有”，共1章。主要规定了对占有的保护和无权占有人的侵权责任。

　　物权法自2007年10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