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关于两文“殊途同归”的问题

　　几乎在同一时期，中央党校和《光明日报》都在撰写关于“实践检验真理标准”的文章，这里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因为当时“两个凡是”当道，思想理论界陷入了一片迷茫，历史的发展亟须理论上的拨乱反正。

　　1977年下半年，中央党校第一期高级干部学习班开学。9月底，吴江经中央党校校党委审定后，作了《哲学上两条路线的斗争》的专题报告，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问题。1977年底，中央党校又提出“实践同样是检验党史问题是非的唯一标准”问题。故而9月至12月，中央党校在哲学课程和党史课程中分别展开了这两个专题的讨论。而党校的学员在讨论中对实践标准提出了一些问题，比如说，各人的实践不同、经历不同，究竟应根据谁的实践来确定哪个是真理呢？又比如，既然“实践”是检验标准，那毛主席的指示是不是标准？为解答这些问题，吴江给孙长江出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命题文章。时任上海市委副书记的杨西光为中央党校第一期学员，他听到了吴江等人相关的报告，同时积极参加了“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讨论。他后来出任《光明日报》总编辑后，就能敏锐地觉察到胡文的价值，并知悉中央党校乃至高层都在讨论“真理标准”问题的深意，所以才会出现将胡稿送至中央党校吴江处商议稿件发表之事。

　　而胡福明认为，在当时，他对“两个凡是”不理解，而要反对“两个凡是”，只有用“实践是检验真理标准”的论点去批判它。因而他在1977年9月应《光明日报》哲学组长王强华之约，写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一文。最后杨西光慧眼识珠，将此文送至中央党校，在吴江的统筹下，将两文合而为一。双方文章殊途同归，这既是必然中的偶然，亦反映了当时社会上对拨乱反正的强烈呼唤。

　　四、《实》文反响之大有其偶然性

　　《实》文的发表，会引起高层如此的责难及巨大的社会反响，实为吴江等人始料不及，因而他们的应对都显得有点仓促，甚至有点被动。

　　此文1978年5月10日在中央党校《理论动态》上首发，5月11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光明日报》发表，5月12日《人民日报》予以转载。按照吴江的说法，“于光远同志告诉我，他看这篇文章只把它当作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常识问题，浏览一下就放下了”。而文章产生广泛影响的真正原因是《人民日报》转载引起的，因为《人民日报》更具权威且影响大。而当时“毛办”的一位成员当晚就打电话给《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指责此文是“砍旗”、“犯了方向性错误”、“政治上问题很大、很坏很坏”。紧接着，当时中央的主管领导和最高领导也责难追查此文，华国锋在胡耀邦面前直接点了吴江、杨西光、胡绩伟的名。一时空气沉重，形势骤然紧张，高压之下，一片鸦雀无声。此时有人已开始作沉痛检查。而作为此事发端者的吴江尤感巨大压力。是沉默还是反驳，吴江考虑再三，决定撰文正面接受挑战。他在孙长江的协助下，迅即写成《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此文的发表得到《解放军报》副总编辑姚远方的有力支持，姚向总编辑华楠汇报后，两人一致同意刊登。为与前文口径相同，该文以《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名义，于该报1978年6月24日发表。这也是《解放军报》第一次以这种形式发表文章。文章发表当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转载，新华社转发。

　　有必要强调一下《马》文的分量。现在的许多文章乃至研究者都重《实》文而忽略《马》文。其实《马》文是“真理标准大讨论”中一篇极其重要的文章，与《实》文互为姐妹篇。《马》文发表的当日，中央负责意识形态的领导人赶到胡耀邦家里，对胡说：这是有人在主动发起攻击，把事态搞严重了，把内部斗争公开化了。而那位“毛办”成员又一次对胡绩伟说：“我看了军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后，更认为那天晚上向你提出的意见是对的。”《马》文长达17000多字，既有顾及现实的作文技巧，又有极其鲜明的理论观点，是一篇富有争论意义的文章。时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后任总编辑)李庄撰文说：《马》文“集中剖析若干糊涂思想，批驳各种谬论，令人拍案叫绝”。他说，文章“引起轰动效应，相当彻底地解开了绝大多数怀疑论者和不理解者的思想疙瘩，令‘凡是’论者不能应战”(见李庄：《人民日报风雨四十年》，人民日报出版社1993年版)。

　　《马》文的发表，突破了当时对“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打压与封锁，中央各报及各地省市报纸都予以转载，使得这场大讨论真正在全国如火如荼开展起来。此文亦引起了中央其他主要领导的注意，邓小平在这篇文章发表后，找了中宣部领导谈话，其后又提到“真理标准大讨论”这件事，并说“对理论要通过实践来检验这样的问题还要引起争论，可见思想僵化”。1978年7、8、9、10四个月当中，各个地方，包括军队纷纷对这场争论作出反应，并公开表明态度。不久以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真理标准大讨论”作出了高度评价，认为这场讨论对促进全党、全国思想解放具有深远历史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