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邓小平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关系，比较通行的提法是“他支持和领导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这样的表述也常见于党的一些文件之中。我认为，这种表述值得商榷。“支持”和“领导”是两个概念，对同一个人而言是不能并用在一件事情上的；并用了就等于说是邓小平支持了由邓小平领导的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自己支持自己，这是说不通的。

　　 从我们这些年收集的邓小平生平活动资料看，我认为，关于邓小平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关系，似乎可以作这样的表述：邓小平旗帜鲜明地支持由胡耀邦同志组织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因势利导，发动和领导了一场全国性的大讨论。

　　 这里的关键在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是谁发动的？有些同志提出：邓小平本人多次说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他事先并不知道，也没有看过，是有了争论以后才看的。既然如此，怎么能说大讨论是他发动的呢？

　　 这就有了怎样看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那篇文章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关系问题。

　　 毫无疑问，《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是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源头和导火线，没有那篇文章就不会有后来的大讨论。但是，仅靠发表那篇文章是不会自然形成一场全国范围的大讨论的。文章的作者和组织者事先并没有设计甚至也没有想到文章的发表会引发出一场大讨论。之所以能够演变成一场旷日持久的全国范围的大讨论并发展成思想解放运动，从根本上讲，是邓小平发动领导的。而当时，也只有邓小平能够发动和领导这场大讨论。这样说，丝毫也不会影响或降低胡耀邦同志所起的伟大作用。

　　 对这个观点，我谈三点意见：

　　 第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文章的发表，是邓小平领导进行拨乱反正的产物。文章的核心内容，即倡导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反对“两个凡是”，这个观点是邓小平首先提出并阐发的。

　　 1978年初，之所以会出现一批与“两个凡是”针锋相对的文章，是邓小平复出后领导进行拨乱反正，在实际中逐步纠正“文化大革命”的一些错误做法，营造了一种思想解放的社会氛围的结果。

　　 1977年7月邓小平复出工作，自告奋勇抓科技教育，以此为突破口进行拨乱反正，开始逐步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如他决策恢复高考，提倡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推翻了教育战线的“两个估计”，提出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平反冤假错案，等等。拨乱反正的实际进程很快，必然要求理论上对这些新实践、新事物、新现象作出解释并提供依据。所以那时候出现了一批正本清源的理论文章，包括邓小平亲自抓的推翻“两个估计”的文章，关于按劳分配的文章，以及他在全国科学大会上的讲话，等等。这些文章都对各个领域里的拨乱反正给予理论支持，产生了很多反响。胡耀邦同志的重要贡献是，他组织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抓住了当时拨乱反正的总问题、总根子，从基本理论上讲清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这篇文章所要阐述的基本观点是，“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应该按照实践的标准，完整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这是这篇文章的要害，也是它能够引起一场大讨论的根源。显然，这个观点的发明权并不是这篇文章的作者和组织者的，是邓小平首先提出、阐发并且是在党内和社会上广为流传的。我曾经访问过文章的原作者胡福明同志，他很明确地说，他就是听到邓小平关于“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论述后才萌发了在理论上进一步阐述这个观点的想法的。这说明，尽管邓小平并不知道这篇文章的来历，一开始也没有看过这篇文章，但实际上，他就是这篇文章的原创。对此，他曾这样解释过。1982年，他陪同金日成去四川时说：“我出来以后，提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实事求是，从此开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这就是说，邓小平自己也认为他是这场大讨论的发动者。

　　 第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后，党内对“两个凡是”的不同意见开始公开化。邓小平因势利导，果断发动了一场大讨论。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新华社、《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相继转发，引起强烈反响。应该说，最先对文章作出反应的不是赞同而是责难，是来自中央高层和宣传部门负责人的批评意见，他们认为这篇文章的倾向是错误的，从根本点上动摇了“两个凡是”的根基，势必引起人们思想混乱，因此主张不要再扩散这篇文章的影响。但是，这种责难主要发生在宣传部门的领导层面，并没有扩散到社会上。因此，文章发表后的一段时间，一方面，文章的组织者们受到了很大的压力，另一方面，全国有30多家报纸转载了这篇文章。直到7月中旬，并没有出现大讨论的迹象。

　　 邓小平的介入使情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邓小平是在听到来自领导层的批评意见后开始注意这篇文章的。很快，他就旗帜鲜明地给予强有力的支持。5月30日，他说，现在连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都成了问题，简直莫名其妙。6月2日，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明确肯定了文章的观点，并号召要“拨乱反正，打破精神枷锁，使我们思想来个大解放。”这个讲话见报后，帮助很多人认识了“两个凡是”的错误。

　　 真正意义上大讨论是7月下旬策动的，标志是邓小平的两次重要谈话。6月2日邓小平公开支持《光明日报》文章之后，党内和社会上批评“两个凡是”呼声渐高，但坚持“两个凡是”的同志依然利用各种场合压制群众的积极性。局面一时混沌不清。关键时刻，邓小平采取了果断措施。7月21日，他与当时的中央宣传部部长谈话，提出严肃批评，明确要求，“不要再下禁令、设禁区了，不要再把刚刚开始的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向后拉了。”7月22日，邓小平又约见中央组织部部长胡耀邦，明确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争论不可避免，争得好。引起争论的根源就是“两个凡是”。

　　 邓小平并不分管理论宣传工作。他下决心直接找对真理标准问题持不同意见的两个重要当事人中央宣传部部长和中央组织部部长分别谈话，一个批评，一个表扬、鼓励，意图很明显，就是要表明他的态度，要发动一场大讨论。

　　 实际上，真正有组织的大规模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也就是在7月中下旬开始的。特别是7月17日至24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组织的来自全国的160多人的大讨论，可以看作讨论由自发到有组织，由局部推向全国的开始。这次讨论活动应该是得到邓小平支持的。因为当时邓小平身边的写作班子成员胡乔木、于光远、邓力群等都是社科院的主要负责人。

　　 >>>>更多史海回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