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30周年。这场大讨论，冲破了长期束缚人们头脑的“左”的教条主义僵化观念，催生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崭新实践，是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

　　 30年前，一场关于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思想解放运动，席卷中华大地，成为改革开放的思想序曲。说起这场大讨论，许多事情还是历历在目的；然而，“熟知不等于真知”，有些史实至今已变得有点依稀难辨。比如，这场思想解放运动的历史起点、过程、推动者（主帅等），都成了需要认真研究的学术问题。在这里，我力求根据运动的本来面目，对上述三个问题及这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历史意义，做一些探讨。

　　 这场大讨论的起点问题

　　 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历史起点在哪里？在这个问题上，主要有三种观点：

　　 第一种，最为流行的观点认为是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发表。或者稍微笼统点说，1978年5月是历史起点。

　　 第二种观点认为，起点标志是1977年12月9日胡耀邦在中央党校党委会上提出要以实践作为标准，研究党的历史经验。

　　 第三种观点认为，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就开始了拨乱反正，解放思想。

　　 我认为，第三种说法失之过早，而头两种说法则失之于过晚了。

　　 1978年5月，是这场解放思想的大讨论全面公开展开的历史起点，在此之前还有一个党内酝酿阶段，其起点是1977年2月，邓小平在西山，针锋相对地反对当时华国锋等人提出的“两个凡是”主张。

　　 邓小平本人在1989年11月6日，会见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希尔和夫人的谈话中，明确具体地指出了这一历史事实：“在三中全会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对‘两个凡是’展开了辩论。三中全会以前党内对‘两个凡是’就有意见。一九七七年二月我住在西山，看到有关‘两个凡是’的提法，就感到不对，认为这不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毛泽东思想”。

　　 与此相印证的是，1980年11月19日，胡耀邦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1977年2月份，小平同志公开赞成许多同志的看法，指出‘两个凡是’不对，这是广为流传的，开了我们党解放思想的先导。思想解放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参见张湛彬《大转折的日日夜夜》，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版）

　　 之所以把1977年2月作为这场大讨论的起点，主要根据是三条：华国锋等人当时已提出“两个凡是”观点；邓小平等人已经明确反对“两个凡是”；思想争论已经在党内高层展开。

　　 这场大讨论的过程问题

　　 真理标准的大讨论经历了怎样的历史过程？在这个问题上，也有三种说法：两阶段论、三阶段论、四阶段论。实际上，我认为，这个过程中最重要的是“两大阶段、十个回合”——内部酝酿阶段和公开争论阶段，每个阶段又各包括五个重要回合。

　　 一、内部酝酿阶段的五个回合

　　 第一个阶段，从1977年初到1978年5月以前，以党内思想路线斗争为主要形式，这也是后来全国性大讨论的内部酝酿准备阶段。在此阶段，华国锋代表的“两个凡是论”借助于政治权力和“文化大革命”的惯性力量，暂居上风；而邓小平则不惜冒着再次被打倒的巨大风险，以“完整准确论”、“实事求是论”的形式，亮出了反对“两个凡是论”的“实践标准论”的最初思想旗帜。

　　 第一回合，1977年2月至3月间，当时占据中央主要领导地位的华国锋等同志，经过反复筹划，打出了“两个凡是论”的思想旗帜，并以此为理论根据压制让邓小平恢复工作的呼声，压制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呼声，压制彻底平反冤案、纠正“左”的错误的呼声。当时尚未出来工作的邓小平忧党忧国忧民，可谓忧心如焚，1977年2月“两个凡是论”一出台，他立即对前来看望的王震同志发表谈话，表示反对，他的意见在中央的老干部层中间当时就广为流传。

　　 第二回合，1977年4月、5月间，尚未复出的邓小平先后通过两条重要途径，更加明确地、直截了当地批评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提法与思想路线。

　　 第三回合，1977年7月、8月间，邓小平刚刚正式复出，立即在十届三中全会和十一大上明确提出恢复党的实事求是与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彻底克服“文化大革命”与林彪、“四人帮”带来的坏风气，从更深层次上触及了“两个凡是”的理论基础，也触及了正确思想路线的深层哲学基础。

　　 第四回合，1977年9月19日，邓小平发表谈话《教育战线的拨乱反正问题》，实现了理论上与实践上的两个突破。理论上的突破，是把“完整准确论”与“实事求是论”、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统一起来，提出了“实事求是精髓论”。

　　 第五回合，1977年底、1978年初，在邓小平的倡导与支持下，胡耀邦在中央党校与干部平反工作中，在突破“两个凡是论”上又打开了两个大缺口。

　　 这一阶段，“实践标准论”由被严重压抑，转向在思想道义上占据上风；“两个凡是论”则由明显的统治地位，转向被动地位；但由于他们占据政治权力优势，加上“左”的社会思潮根深蒂固，因而从1978年初直到当年5月初，斗争暂时处于相持阶段、胶着状态；根本解决问题的历史契机还未到来，思想理论与政治路线上的根本突破与根本创新还需假以时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