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福林解读允许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
主持人：刚才迟院长一直在和大家聊土地的问题，大家都很关注《决定》中提出的，“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网友关注这个问题，那迟院长再和网友聊聊您对这一点的理解。
迟福林：我也注意到网友很关注这个问题，专家对这个问题的议论也很多。我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也在研究农村土地问题，也作过一些调研，我们当时在1996年提出了关于“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
在土地问题上我觉得有几个问题上是根本性的观点，在这上面应该有一个基本性的认识：第一，农民对于土地权利的性质是什么？这个问题很值得讨论。我们现在说农民对土地是承包的，承包的实质是什么？中央谈是“使用权”，那么使用权在法律上的概念是什么呢？我认为它是一种物权而不是债权，物权就是承认农民的土地具有一定的产权关系。所以农民对于土地的这种权利应当是物权化，要朝着这样一个方向去发展，那么农民和土地的根本关系才能理顺。
第二，在土地上我们最大的事情就是要维护农民权益，这是我们这些年农村土地发生问题的最大的一件事情。如果是赋予农民物权性质土地权利的话那么，征地时农民就可以谈判。土地应用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归根到底是我们要放到要不要维护农民在土地上的谈判地位，维护农民的土地权益，而且农民的土地权益是农民最根本的权益，是他们最重要的权益，所以这件事情是十分重要的。
第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按照三中全会《决定》的精神来修改现在的相关法律法规。
所以在土地问题上这几个问题很重要：一是要明确农民对土地的性质——是物权而不是债权，一定要朝着物权化的方向去发展这样才能解决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二是在土地的各种矛盾问题当中，最重要的是维护农民土地权益；三是政府一定要通过修改相关的制度安排和法律法规，对政府进行约束，从制度安排上把这个事情解决了。
主持人：迟院长您刚才说了要明确农民对土地的权益，那和有些人所议论的私有化到底是什么样的区别呢？
迟福林：我明确地说我不赞成农村土地私有化，现在是在不改变农村土地集体性质前提下，把集体性质前提下的使用权(也就是一定的产权)赋予农民，这样既没有改变土地的所有权性质，又使农民切切实实掌握了土地的权利，我看我们这样的目的就达到了，这样的一个目的既没有违背宪法，没改变土地的集体性质又解决了农民土地权益的维护，使他们的权益受到了法律的保护。所以我想不能够简单地把农民对于土地的物权性质这样一个发展方向简单地概括为私有化，如果作了这么一个私有化的概括就是不准确的。就像我刚才所说的大前提并没有改变，我们所探讨的是不改变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怎么确定农民对土地权益。 迟福林：从农村改革发展破题来扩大国内需求
主持人：那么迟院长我们再聊一个话题，在最开始的时候您也提到在国际金融危机的情况下，《公报》当中提出了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那对这一点国内外也都非常关注，那迟院长您能不能谈谈在新时期中国农村改革与国际金融环境有哪些内在的联系？
迟福林：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公报》发表以后，我也看到海外最关注的一句话就是“着力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而且把三中全会的这样一个精神和扩大国内需求、消费需求联系在一起。所以这次国际金融危机以后，我想对我们而言需要思考的问题很多，从农村改革发展来说和中国实际需求相关的第一位的就是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不仅成为我们改革，而且也成为我们发展当中最大、最突出、最直接的现实压力。能不能够尽快地拉动消费需求，用几年的时间在扩大国内需求上走出一条新路来，这对于中国未来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带有决定性的意义。所以我们现在的改革也好、发展也好，农村改革发展也好，恐怕都要服务于这样一个大事情——以走出中国在新时期、新阶段国际金融危机的特定背景下可持续发展的路子。
那么农村的改革发展和扩大消费需求、国内需求的内在联系在哪里呢？大家都知道中国农村是一个大市场，八亿农民的消费需求是刺激中国国内消费需求，拉动国内消费市场的一个最大的瓶颈。而现在这样一个《决定》从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大幅度明显提高农民收入、包括土地问题都是从这样的需求出发的，就是我们现在能不能尽快地从农村改革上破题，不仅关系到农村的发展，而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对于我们国内宏观经济的稳定、动作中国下一步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因此，在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我们要明确地把扩大国内需求和消费需求作为我们的一项重大任务，而且在这个重大任务当中要靠农村的改革发展破题，所以我们这个《决定》重要就重要在如果这个《决定》可以尽快得到落实，从农村改革发展破题来扩大国内需求，特别是消费需求，那么从三十年前的经验来看，我们通过农村的改革用了五年还不到十年的时间大家很快就解决了吃饭的问题、吃菜的问题、吃鱼、吃肉的问题都解决了，如果今天按照《决定》的规定如果能破题，那么宏观经济的稳定和下一步中国经济的发展就一下子可以解决了。
主持人：迟院长讲得好，一下子让我们回到了为什么中国三十年前的改革开放要从农村开始，而现在在30年后我们又要从农村开始，好像又回到了以前。
迟福林： 对，又回到了起点，而且这个起点比30年前又要高了，30年前的改革给我们起了一个很大的冲击性的作用，而在30年后在这样一个国际金融危机的背景下，中国走出一条稳定、持续的发展道路同样具有牵动全局的重大作用。所以我们要高度重视农村改革发展对于整个全局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