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某产煤县县长表示：“现在在地方为官可不像原来舒坦了，问责力度的进一步加大，失职官员弄不好不是掉不掉‘帽子’，而是负法律责任的事。”
山西：当太平官日子一去不返山西省长三年四任
2008年10月17日，已淡出人们视线的山西省原省长孟学农重回山西，而他此行是为了参加因车祸去世的山西省政协主席金银焕的遗体送别仪式。
身着蓝色茄克的孟学农一脸肃穆、神情凝重。就在一个多月前，因山西襄汾“9·8”特大尾矿库溃坝事故，主政山西377天的孟学农黯然“下课”。截止10月21日，该事故已造成276人死亡。与2003年“SARS事件”引咎辞职同样的结局，孟学农的政治生涯再次停顿。
有人把2008年称为中国的“问责年”，在经历了“三鹿奶粉事件”、山西襄汾“9·8”特大尾矿库溃坝等一系列事件后，有预测称，随着中央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和以人为本执政理念的进一步深化，官场问责将会更为严厉。
历史的重演是孟学农——一位年近60的官员的悲哀，也成为山西的一省之殇。从2005年开始，山西在三年之中调任四任省长(张宝顺、于幼军、孟学农、王君)，安全生产得到非常重视，但形势依然严峻。
山西省社科院原副院长董继斌直言：“作为煤炭大省，山西的安全问题非一朝一夕、调换几任官员所能解决。”
山西临汾某县县长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表示：“在山西为官已属高危行业，搞不好就要铛锒入狱。我们现在是在鸡蛋上跳舞，当太平官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了。”
记者在山西临汾古县采访时，县长李菲正要前往当地煤矿进行安全检查，这位个子高挑、相貌端庄的女县长面带倦容，她向记者诉苦：“压力大啊！我们的安全工作总体来说不错，但也不敢掉以轻心，还是要经常到煤矿看看的，要不睡不着觉，心里不踏实。”
临汾：煤炭大市频发安全事故多位官员先后被问责
10月16日，临汾市又迎来了一个“二级天”(注：我国目前采用的空气污染指数(API)分为五级，按优劣程度依次为：优、良、轻度污染、中度污染、重度污染)，从高速公路出口通往市区的迎宾大道上，新颖的道路指示牌矗立在道路中央，花团、绿化带簇拥两侧，有“天下第一门”之称的临汾华门高高耸立在右前方。
临汾坊间曾一度赋予这座华门迷信色彩，称华门的修筑给临汾带来了噩运，包括矿难、黑砖窑、官员腐败以及临汾前任市长李天太的去职。而在山西襄汾“9·8”特大尾矿库溃坝事故发生后，坊间更加坚信了这种说法，并新增了“虎落平阳”一说(临汾古称平阳，在襄汾尾矿溃坝重大责任事故中辞职的临汾原市长刘志杰生于1962年，属虎)。
对于百姓间广为流传的迷信说法，临汾某机关工作人员陈先生一笑置之。他对记者说：“这几年临汾的确是‘多事之秋’，表面上看似乎是某些领导运气不好，但应该说是某些领导工作失职才导致这种悲剧式结局。”
2006年担任临汾市长的李天太，为了摘掉临汾的“黑帽子”曾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大力推行“蓝天碧水”工作，逐渐多起来的“二级天”赢得了市民的好评。
而洪洞矿难导致李天太去职之后，临危受命、被山西省领导寄予厚望的临汾新班子夏振贵、刘志杰，其“三城联创”的举措也曾让临汾人颇为振奋。
山西襄汾“9·8”特大尾矿库溃坝事故发生后一周，山西省长孟学农引咎辞职，副省长张建民被免职。随后临汾市委书记夏振贵被停职检查，市长刘志杰、副市长周杰亦被免职，引发山西官场的一场地震。
面对连续两任市长都因安全事故被问责的现实，人们开始更多理性思考：难道煤炭生产与安全事故真的是一对无法拆分的“孪生兄弟”吗？
在众多“喊冤声”与“叫好声”交织中，山西某能源企业领导颇有感言：“发生这样的重大事故，官员是难辞其咎的，但这里也有体制、历史欠帐的诸多问题。”
临汾市煤炭主管部门的一位官员向《中国经济周刊》坦言：“临汾的传统支柱产业是煤、焦、铁，在矿业秩序混乱时，当地大规模的采掘所留下的隐患非常多，所以出现事故的几率就要高于其他地方；另外，近年来资源性产品价格上涨过快，暴利刺激下许多老板甘愿铤而走险；当然还有其它如监管等多方面原因。”
“山西要保障国家能源战略安全，要满足发达地区日益增长的能源需求，加之山西自身发展对煤炭的过度倚赖，所以煤炭产量是不可能下降的。但我国目前的生产力水平又决定了事故无法从根本上杜绝，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目前这确实是一对现实矛盾。”山西省社科院能源所所长王宏英表示。
长治：书记市长公布手机号码安全生产走群众路线在山西襄汾“9·8”特大尾矿库溃坝事故发生后不久，长治市委书记、市长作出了公布手机号码的“安全生产联系卡”举动，对此，舆论界在叫好的同时，也产生了其是否“作秀”的质疑之声。
在山西，长治算是一个“盛产”新闻的地方。吕日周担任长治市委书记时，长治就曾广为全国关注。“中国十大魅力城市”也曾被炒得沸沸扬扬。而时下，一则“长治市委书记市长公开手机号码，全市发放96万张名片”的新闻又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
这张红色的“长治市社会稳定安全生产联系卡”特殊名片上，赫然印上了长治市委书记杜善学、市长张保各自的手机、座机号码。
对于外界的某些疑问，长治市委书记杜善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表示：长治市抓安全生产从不敢松懈，但在得知襄汾尾矿溃坝事故后自己还是出了一身冷汗，况且该事故发生前曾有村民多次举报而未得到重视，所以长治要从中吸取教训，动员全民参与保安全。
在长治市委书记、市长公开了手机号码后，长治市各县(市、区)党政一把手也相继公开了电话号码。
10月18日中午，《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拨通了长治市委书记杜善学公布的手机号：15835566100，在经过片刻的占线后，一名女性接线员接起了电话。短暂的交流中，记者了解到，负责接听电话的是长治移动公司的话务员，每一个举报电话她们要作详细记录，然后市委、市政府办公厅安排专人来取，并及时呈送书记、市长，等领导批阅后，再由话务员回复举报人。
山西省社科院能源所所长王宏英表示：“是否作秀并不关键，长治的做法在一定时期内值得借鉴，可以发动全民的力量，在安全隐患上不留死角，避免重要信息发生‘肠梗阻’。”
山西运城新绛县县长王志峰告诉记者：“群众路线一直是我党制胜的法宝。安全应该是全社会的责任，如果单纯依靠政府部门，安全还会有漏洞，所以把群众当成我们的千里眼、顺风耳不失为一种良策。”
问责风暴：地方做官不再舒坦“新账旧账一起算”？
“要深挖重大事故背后的腐败行为，加大责任追究力度，实现事后追究向事前、事后追究并重转变。事前追究是对人民生命负责，是对干部队伍负责，也是对责任者本人负责，对重大安全隐患排查治理不力的，要视同发生事故严肃处理。这在山西要成为一个制度。”10月7日，在山西省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动员大会上，山西省委书记张宝顺如是陈述。从张宝顺讲话的语气中，山西许多地方官员似乎隐隐感到了寒气逼人的剑锋。
山西某产煤县县长表示：“现在在地方为官可不像原来舒坦了，问责力度的进一步加大，失职官员弄不好不是掉不掉‘帽子’，而是负法律责任的事。”
原在山西一无煤县任职的县长王某，一年前调至现在的重点产煤县，财政收入是之前任职县的五六倍，曾令其他县的领导羡慕不已，但现在他回想起原来那份心宽、坦然，是万分留恋。而他手下分管煤炭的副职、乡镇长天天更是担惊受怕，头上老像悬着剑一样。
与此同时，令外界高度关注的还有，自今年7月份起，一场火药味十足的“集中开展煤焦领域反腐败专项斗争”(下称“专项斗争”)在山西打响。
此次“专项斗争”的范围主要涉及山西省煤焦领域具有审批、监管、生产、流通、服务等职能的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社会中介组织及其工作人员，重点是领导机关和党员领导干部。
襄汾县“9·8”特大尾矿库溃坝事故发生后，山西省煤焦领域反腐败专项斗争领导组已决定把非煤矿山领域反腐败工作纳入煤焦领域反腐败专项斗争之中，要求对2003年以来非煤矿山领域存在的问题进行清理整治，重点同样是领导机关和党员领导干部。
据山西省煤焦领域反腐败专项斗争领导组办公室介绍，这次“专项斗争”从2008年7月开始，到2010年6月基本结束，分自查自纠、集中整治、检查总结三个阶段进行。
山西省社科院能源所所长王宏英坚信：“如果煤焦领域反腐败专项斗争的高压态势能够长期坚持下去，那么山西的安全形势将会有极大改观。”
而现在，襄汾县“9·8”特大尾矿库溃坝事故，以及刚刚浮出水面的山西娄烦“8.1”山体滑坡事故已进入相关程序，背后如果存在腐败问题，有关人员将会受到严肃处理。
就在本文截稿时，记者获悉，就“9·8”特大尾矿库溃坝事故，检察机关已立案侦查并刑事拘留渎职犯罪嫌疑人22名，其中厅级干部1人、处级干部6人、科级以下干部15人。记者同时还获悉，10月22日，山西吕梁汾阳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及相关负责人因对打击私挖滥采工作重视不够，监管不力，措施不到位，存在失职问题，根据有关规定，经山西省纪委、监察厅研究并报山西省委、省政府同意，对包括汾阳市市长阎国平在内的5人，作出建议免职、撤职等处理。
“新账旧账一起算”，这句话成了山西一些官员对山西当前问责形势的说法，采访中记者深深感受到，对于山西一些官员来说，一场提升从政理念和执政能力的“自我革命”已经悄然开始。(《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韩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