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刚才我们说的更多的是从不合理的角度，甚至不合法的角度来看，但是现在有一种比较好的趋势就是叫专家型的官员，那专家型的官员也许他本身就是教授，他也是博士生的导师，那么他在做官的同时带博士生，这叫不叫？

　　白岩松：

　　所以这样的情况很多，比如我们刚才就说了，2006年1月1日《公务员法》就已经有了明确的规定，可是为什么在昨天的时候我们都能看到报纸，有关的部门还在进行清理，而且一清理就几百，收入明面上的4.7万，我敢说一定比实际的报酬，可能比那个数额还要大，而且不会受到什么特严格的处理，这就说明我们的法律还没有建起它的权威性。

　　这个问题好像很严肃，其实这几天另一个事件让你啼笑皆非，中国的篮球有20多个运动员超龄，然后昨天新闻发言人对外是这么说的，我们查了，的确有十几个是超龄，但是我们既往不咎，以后不许超龄。但是你给我查去，中国过去体育相关管理的东西都严格规定不能超龄，那为什么这么多年过去了，查出来了，最后说既往不咎，我们的官员清退他的兼职是不是也具有这样的特点呢？

　　主持人：

　　《新闻1+1》，不一样的解析，今天我们关注的话题就是政府官员兼职的问题，政府官员兼职的问题很复杂，有的是自谋出路，要去兼职的，也有的是政府要求你必须兼职的，接下来我们就看一看形形色色的兼职。

　　(播放短片)

　　解说：

　　舞着政府的鞭子，坐着行业的轿子，拿着企业的票子，占着兼职的位子。

　　这首打油诗形象地反映了公务员兼职这一现象，虽然国家有关文件对公务员兼职早有规定，但兼职仍然屡见不鲜，其中有公务员自谋出路兼职的，也有政府鼓励兼职的。

　　据《华商报》报道，9月16日，在陕西渭南市召开的全市非公有制经济大会上，市长徐新荣表示，为积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允许公职人员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前提下，8小时以外从事与职权无关的第二职业。

　　陕西渭南的做法被媒体分析是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对公务员个人的关照，而在有些地区，公务员成批量地从事第二职业，则被看成是拉动地方经济的有效方法，大批公务员成为新时代的“红顶商人”。

　　2004年，“红顶商人”现象在安徽芜湖成系统、成系列地出现，芜湖市从市委书记、市政府领导到市财政、纪委、建委、经贸委、国土资源局、开发区管委会乃至审计监察等局的主要负责人都是戴着“红顶”的商人，双重身份在当地干部中被认为是荣耀和当然。

　　从事第二职业有来自于地方政府和公务员自身的冲动，也有社会利益的诱惑。

　　据不完全统计，公务员兼职最多的去处就是行业协会。安徽省去年检查的全省5472个协会中，党政干部兼职的超过了一半。有评论指出，协会愿意拉公职人员兼职，看中的是公职人员掌握的权力，能够借助政府为自己撑腰，而公职人员愿意在协会兼职，也乐意把协会当做自己的后院，可以通过协会为部门和自己谋取私利，这就形成了权钱交换，利益均沾的关系。

　　有文章分析到，如果说在行业和企业兼职的行为容易被公众察觉外，还有另外一些变相的兼职暗流在涌动。比如某些官员成了高校兼职教授、研究机构领导等等，这都是值得关注的现象。

　　第二职业是否是兼职？“红顶商人”是否应该明令禁止？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我们尚未留意到的兼职行为呢？有评论指出兼职只是表象，所依托的公权力才是要害，只要所依托的公权力仍能脱离体制规范和公众监督，公务员所谓清廉自持的职业操守就会打上问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