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农民工提前返乡

　　记者：调查小组所到的农村是什么样的状况？

　　贺雪峰：2009年元旦后不久，我们到了贵州湄潭县聚合村，进行了半个月的驻村调查。

　　聚合村是一个典型的汉族村庄，全村共有4400人，人均约一亩耕地，是取消农业税后，由之前三个行政村合并而成。我们刚到村庄时，全村已有200多农民工返乡。在我们调查的半个月时间里，每天都有10～20个农民工返乡，到我们离开聚合村时，全村2000个外出务工村民中，已有600人返回村中，而在往年，春节前的半个月才是农民工开始返乡的时间。

　　聚合村大量农民工返乡与金融危机有关。几乎每个被访谈的村民都会与我们谈起金融危机，并事事与金融危机联系起来。从访谈返乡农民工情况得知，聚合村提前返乡的农民工，大体有三种类型：一是工厂倒闭，春节临近，农民工不再新找工作，而是先回家乡过完春节，再作打算；二是工厂订货不足，开工不满，之前需要加班生产以供出口的季节，现在变成淡季，农民工因为没有加班，报酬不高，不如请假回乡过个好春节，工厂也乐意农民工请假；三是到山西挖煤的农民工，因为山西煤窑秩序整理而停矿数月，他们正在等待煤窑重新开放。

　　记者：现在最为担心的是大量农民工返乡后无法就业，形成社会上不稳定因素，您怎么看？

　　贺雪峰：从目前的情况看，金融危机远未见底，2009年经济形势不容乐观，随着更加多工厂的倒闭与开工不足，可能有更多农民工失业，而不得不返乡。聚合村有2000个村民在外务工，村支书忧心忡忡地说，如果大量农民工返乡，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就没有了。更严重的是，长期外出务工的农民很难适应农村的环境，他们在外务工形成了高消费的习惯，回到村庄，收入来源没有了，而消费习惯却难以改变，一旦打工积蓄的那点钱花完，他们就可能偷盗抢劫。那个时候，农村的社会治安与秩序可能更加严重。

　　与聚合村支书担忧相似的是，很多专家学者担心，金融危机导致就业机会减少，大量农民工找不到工作，又不愿意返乡，他们守在城市却又无业，就可能带来社会治安与秩序问题。

　　也就是说，金融危机导致就业减少，不仅可能带来农村经济社会方面的问题，而且可能带来城市社会问题。

　　正因为如此，中国经济学家计算，中国在2009年最低必须要保持8%的经济增长率，不然中国的就业不足就可能带来一场灾难。也因此，国家一方面扩大投资，一方面鼓励内需。甚至有意见说，现在爱国的最主要表现就是增加消费，多花钱。

　　记者：农民返乡后，他们靠什么生活？

　　贺雪峰：最近几年，中国农村取消农业税的改革和新农村建设的成果(尤其是农村基础设施的普遍改善)，使返乡农民发现，家乡的生活也还不错，较之前想象的落后其实不同。而按户所有按人均分的土地制度，又使每一个回来的人都至少能够通过从土里“抱食”来解决温饱问题。有了土地，就有了安全感，有了归属，有了生存下去的最低底线。

　　所以，事情可能并不如外界想象的那么悲观。要理解金融危机对就业的影响，我们还必须在中国城乡二元结构的背景下讨论金融危机影响农民工就业的机制，我们必须讨论农民工返乡的逻辑。

　　中国特殊的城乡二元结构，包括中国特殊的土地制度，使中国具有与西方国家及其他任何国家都完全不同的应对危机的机制与能力。

　　记者：农民工的返乡，对农村建设、内需拉动有什么作用？

　　贺雪峰：有经济学家说，中国只有通过拉动内需，保持8%以上的经济增长率，才能达到最底线的就业，从而保持社会稳定。显然，这些经济学家并不了解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的中国特色的机制，更不理解农民工返乡的逻辑，而是坐在家里想当然。

　　与拉动内需保增长的结论相反，我们在农村调查看到及担忧的是，若农民将多年外出务工经商赚的钱用于消费，而非生产性投资，则这些以青春为代价赚取收入的农民，在花光自己的积蓄以后，却并无再获得收入的能力，他们后面的人生日子将会极其难过，因为他们年龄大了，不再有外出务工赚钱的能力。刺激农民消费的意见是错误的。鼓动农民消费，说爱国主义就是消费的观点，是荒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