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
好，非常感谢叶檀，刚才叶檀给我们讲了两个启示，一个是市场和行政要分开，一个是竞争和垄断要分开。我们不妨再来看看国泰君安它这个第一二三大股东都是谁，第一大股东是上海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第二大股东是中央汇金公司，第三大是深圳市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换句话说，这是一家国有性质证券公司，那这种情况下，为什么股东没有对他们的薪酬进行管理。
王锡锌：
股东对薪酬应该是要有一个制衡的，我们讲高薪其实通常意义上，高薪本身是一个非常模糊的概念，所以如何来定这个企业高管的薪水，首先是要有一个相应的独立的机构来定，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说了，国企这一块国有出资人的代表在高管的薪水界定过程中，它的话语权应该说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存在这样一个重要的话语权的缺失，所以导致的结果是什么，很可能就是我高管自己给自己定性，所以这不是一个道德问题，很可能更多是一个体制性缺失的问题。
主持人：
我们从奥巴马的”限薪令”里面可以学到什么？
王锡锌：
奥巴马的”限薪令”实际上强调的是道德，这是道德和企业家的责任，另外一个在它的政策执行的过程中，需要有一种细节化的可操作的，比如说信息公开，全社会的监督，对我们国家来说，企业高管的高薪问题，特别是国有企业高管的高薪问题，我比较同意叶檀刚才分析中的一个观点，就是我们讲的高薪是否合理，是需要看你所获得的高薪和你的经营绩效有没有关系，那么在中国，目前的这种体制很难去分清楚我的企业盈利、我的绩效到底是我的经营管理有方，还是因为体制给了我这样的利益，既然你不能分清的话，那么许多高薪你就很难界定是否合理，就很难不让公众去质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