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中国能否有效地调整储蓄率

　　   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有西方学者曾建议中国人民币贬值，但也有一些学者主张为避免出现竞争性贬值，希望中国保持人民币币值的稳定。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没有采取人民币贬值的政策，这也付出了一定代价。此后，中国经济的恢复较慢。中国当局克服困难、坚持稳定人民币汇率的努力，为阻止当时金融危机蔓延是有贡献的。

　　    危机以后，随着市场化改革深入推进，中国加大了企业和政府部门改革的力度。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效益改善，政府财政状况良好，居民收入稳步增长。2002年后，储蓄率开始显著上升(见图1)。

图1：1992-2007年中国储蓄率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国家统计局

     中国政府降低储蓄率的意图是明确的，但采取怎样的措施仍需深入研究。2005年以来，中国已将扩大内需、刺激消费作为基本的国家政策，这些政策的综合结果也必然要降低储蓄率。但对于哪些因素影响着储蓄率、这些因素的弹性如何、须采取哪些措施进行调整等问题，仍需要深入、系统地研究。

     2002年以后，中国储蓄快速增长的主要特点是，居民储蓄平稳增长，企业储蓄上升明显。1998年前后，中国的储蓄率大约37.5%左右，到2007年，上升为49.9%。1997年企业部门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13%，到2007年，这一比例上升到22.5%。同期政府可支配收入占国民可支配收入的比例仅上升了2个百分点。

     从企业储蓄占GDP的比重看，在全球范围内已处于高水平。这一现象与中国经济转轨过程中未能充分解决企业成本/利润扭曲问题有关。在计划经济时期，工人的住房、医疗、养老等成本都由企业和政府承担，工人的住房、医疗、养老等长期性支出不需从工资中支出，居民的储蓄动机并不强。那时的储蓄还被称之为“强制性储蓄”，即排队太长买不到东西。但到90年代以后，中国实施了养老、住房、医疗体制等改革，改变了原有的“铁饭碗”制度，企业不再直接负担工人的养老、住房等支出。但由于相应的社会保障体系并未有效建立，这一方面迫使居民要更多地承担各类长期性支出，导致居民预防性储蓄动机显著增强；另一方面，劳工工资成本的真实化进程是渐进的，企业储蓄上升，也并未相应地承担社会保障体系的责任，事实上企业并未将成本扭曲形成的超高利润转移为工人的养老、医疗和保险等，这使企业储蓄显著上升。综合以上两方面因素看，居民和企业储蓄率同时上升。这也是有人建议中国将上市公司部分国有股权划拨给社保基金的重要原因。

    中国虽然陆续推出了一些改革措施，但有些领域的改革尚不够到位。有经济学家认为，目前民营、私营企业已经市场化了，成本也已经真实化了。但政府机构体系没有纳入社会化管理，改革尚未取得重大突破；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企业的改革虽取得较大进展，但由于成本因素不确定，货币化程度不够，也会影响储蓄率的调整。当前应当加快政府部门的改革和政府职能的转化。

     四、对美国家庭低储蓄率的观察

　　    近年来，美国家庭储蓄率的变动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图3)：第一阶段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的相当长一段时间，美国的家庭储蓄率基本维持在7%-10%的水平；第二阶段是在1997年以后，储蓄率显著下降的同时伴随着财政和贸易“双赤字”的显著上升，特别是贸易赤字的上升。对于该现象目前有许多种解释。有观点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在90年代中期以来各方对美国经济保持着“过度乐观”(Euphoria)态度所致。具体来说，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前苏联和东欧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解体，这些国家的经济一度滑入下行轨道；日本经济在上世纪90年代也陷入长期停滞；而欧洲存在劳动力市场僵化等结构性问题，表现不佳。美国这个全球第一大经济体具有全球最优的经济体制，似乎无人能够挑战。而其他经济体中唯一能在增长模式上形成一定挑战的是东亚模式。记得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曾批评亚洲经济的增长完全是要素投入型的，并没有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亚洲金融危机之后，亚洲经济也受到重挫。从IMF给亚洲开的药方看，也从侧面反映了美国模式的观点。

    资料来源: 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

　　 观察美国经济的发展历程，近年来虽然也遭遇本世纪初的“9.11”恐怖袭击和高科技泡沫破灭等重大冲击，有关经济数据呈现异常变动，但都迅速恢复，表现出很强的灵活性和良好恢复力，致使市场对美国经济“过度乐观”。这种观点也显著影响着美国居民的储蓄行为。由于此次全球金融危机规模空前，估计美国这种过度乐观的情绪会出现较大调整。

图 4. 经常账户余额 (年度数)(1990-2007, 10亿美元)

    资料来源: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和《贸易统计》及欧洲央行工作人员的估算。     图5. 与美国双边贸易余额 (1998年1季度 – 2005年4季度, 年度数累计, 10亿美元)

    资料来源: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和《贸易统计》及欧洲央行工作人员的估算。

　　    值得一提的是，从储蓄率波动的时间分布看，美国本轮的低储蓄、高消费始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而东亚国家则是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才开始有所提高，中国储蓄率的上升更是在2002年以后，时间分布上的差异，可以说明两者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因果关系。

　　综上所述，全球储蓄率不平衡是客观存在的，导致这种高低差异的原因也是多样的，似不能简单地将储蓄率高低说成只与汇率有关。希望某些长期特性在短期内改变是不切实际的，这需要从更广泛的宏观角度，综合各方面因素，统筹考虑。

　　首先，解决储蓄失衡问题，需要综合药方。某些经济体的高消费、低储蓄经济增长模式是难以持续的，其增长模式的反思势在必行。但就美国而言，当下可能也并非提升储蓄率的最佳时机，需要在增加储蓄与刺激消费、恢复经济增长政策间进行恰当平衡。对于东亚国家而言，降低储蓄率也需要从经济增长模式、产业结构、价格体系等多方入手，实施一揽子综合性调整与改革，努力争取在中期见效。当然，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也是这个药方的一部分。中国政府在此次危机应对和经济调整中，特别注重扩大内需，通过扩大消费内需来丰富和强化经济增长的动力来源，出台的4万亿元的经济刺激计划规模在全球位居前列，且以纯支出型政策为主，同时注重加强民生项目，努力促进城乡就业，注重增加农村地区和弱势群体的收入。

　　其次，各国和国际组织要加强合作，应加强对国际投机资本流动的监管。尽管国际游资在长期资本公司事件后有所收敛，有关国家监管当局的态度也有所变化，但这次金融危机中的各种案例表明，我们仍应保持高度警惕，要加强对国际投机资本流动的监管，提高国际资本流动透明度。国际组织和有关国家应该帮助发展中国家建立严密的预警体系，防止掠夺性投机冲击。并且加强国际合作，完善救援机制。在新兴市场出现短暂性国际收支危机的时候，国际救援措施应该迅速，附加条件应适当减少，这样才能使新兴市场国家有安全感。从国家层面讲，这将会鼓励这些国家减少外汇储蓄，扩大内需。

　　再次，应采取适当措施，引导储蓄盈余更多地流向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体。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并不希望看到国际储蓄过多地流入，国际储蓄应有更理想的去处。实际上，新兴市场储蓄流向发达经济体，这既不合理，也不符合这些发达国家寻求增加储蓄的愿望。由于东亚国家储蓄率的调整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达到效果，而在油价没有出现大幅度下降的情况下，产油国的高储蓄率仍可能维持在较高水平。所以，全球范围内的储蓄不平衡仍会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存在，这是客观事实。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使储蓄合理流动，如何在全球范围内提高配置效率。为此，可以考虑把储蓄盈余更多地引向其他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因为这些经济体是未来全球经济中的高成长点，其资源丰富、劳动力成本低，但缺乏发展必需资金。

　　最后，应继续推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当前，国际贸易和金融交易计价结算大部分都集中在美元上，美元是最重要的国际储备货币。根据IMF的统计，截至2007年底，美元外汇储备仍占6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