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薪之后还有280万元哪，我大概要工作56年才有这么多收入！”从网上看到财政部对国有金融企业高管的“限薪令”，湖南省长沙市某图书公司职员唐倩不禁咋舌，她在当地算个小白领，业余爱好炒股，对经济新闻一直很关注。“最近我们的钱包、股票都缩水了，国企高管、上市公司老总怎么能心安理得旱涝保收呢？”

　　上周，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网络，对2496人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82.3%的人已在关注财政部的“限薪令”，其中48.7%的人表示“非常关注”。

　　80.3%的人认为应该建立对国企高管的责任追究机制

　　调查中，90.5%的人支持给金融高管的年薪定上限，9.5%的人持相反态度。38.9%的人认为“限薪令”体现了政府和企业节俭务实、共渡难关的决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左大培认为，280万元人民币的年薪，客观地讲，在国际竞争环境下，只能算一般的薪酬水平。“我国国企现在大幅提高了高管薪酬，主要作用不是高薪养廉，高薪和廉不廉没什么太大关系，你不监督他薪酬再多照样贪污腐败，高薪主要是吸引人才，留住人才，从这方面来说不能把高薪制度一棍子打死。关键要注意两点，第一是不腐败，第二是和业绩对等。”

　　“我们小股民、小基民把钱投进去，让这些高管、经理去经营，业绩不好我们当然也不能把责任全部推给他们，但是总不能我们掉深坑里了，他们还是坐着飞机去满世界休假、旅行吧？高管的薪水问题，让我说经营得好就多得，经营得不好就得追究责任。”北京市市民陈大民说。

　　本次调查显示，80.3%的人认为应该建立对国企和上市公司高管的责任追究机制，决策者应为错误埋单，45.6%的人认为还需对亏损企业高管的年薪作出限薪细则。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毛寿龙认为：“我们要政企分开，定薪问题企业应该有自主权，但是有些国有企业属于管多了死，不管它就腐败，出台限薪令是为了平衡社会舆论，但要想真正让老百姓没有怨言，就得逐步实现账目公开，你的功绩是什么公开，拿多少钱也公开。到时候就不需要‘限薪令’了，企业可以自己来定。”

　　调查显示，65.1%的人期望国企高管薪酬透明化，保障公众的知情权；52.1%的人觉得高管的薪酬应和他们的责任、风险、贡献相匹配；50.7%的人认为政策性规定难有约束力，制约高管高薪还得靠立法；45.6%的人认为“限薪令”之外更要完善收入分配体系。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院长朱新蓉表示，一个良好的公司治理结构，激励和约束双向存在才是合理的。同时在公共制度层面上要有长效的制度设计，而不是靠“限薪令”一刀切下去。在她看来，长效制度设计最主要的是税收制度，累积税率应该首先提高，赚得多税率要大幅提高。“比如去年中国平安的马明哲拿了天价薪酬，如果在西方一些国家，6600万元得交85%的税，那就只剩下1000万元了。”

　　91.3%的人支持全国推广上海国企高层带头减薪做法

　　1月20日，上海市九大国企发表联合声明，要求职工不增加工资，则领导不增加工资；职工减工资，领导首先减工资。9家国企领导带头减薪，另外严格控制差旅费和会务费开支，尽量压缩开支、勤俭办企以应对当前危机。

　　本次调查显示，91.3%的人支持这一做法向全国推广，其中57.3%的人表示“非常支持”。

　　一位网友留言说：“只有这样全社会才会有凝聚力，共同克服当前的困难，尤其对于那些公司的员工来说，还有什么理由不死心塌地跟着领导向前冲！”

　　调查中，超过半数(55.1%)的人认为，“限薪令”不能仅限于金融类国企。

　　金融危机形势下应该对哪些人限薪？公众给出的排序是：所有国企的高管(80.6%)；公务员年终双薪和四大节日费用(62.9%)；金融国企高管(62.9%)；应限制车补、实物福利、一些项目经费等职务消费(60.9%)；上市公司高管(49.9%)。

　　中国劳动学会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表示，—部分国企依靠政策优势独占市场、实行排他性竞争，其业绩增长究竟来自高管得力还是垄断福利孰难定论。还有一部分国企高管拥有不受董事会约束的特殊权力，对薪酬往往可行使自由裁量。有的国企高管往往还享受来自行政级别对等津贴、隐性福利等收益，薪酬不过是小意思而已。所以高管要限薪更要限权。

　　调查中，46.6%的人赞同苏海南的观点，认为限薪不是根本办法，应对高薪制度彻底改革，限薪更要限权。

　　此外，公众还建议：国企高管目前的薪酬计算很复杂，应规范其绩效考核，形成有效监督(47.7%)；国企高管靠垄断维持高薪，应放开市场的行政垄断(44.0%)；国企高管限薪关键是改变薪酬决定程序(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