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显示，此次农民工大规模返乡主要由国际金融危机引发，同时也是多种因素影响的结果；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农民工大规模返乡并未在根本上改变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总体趋势。
要避免在农民工流动管理方面的割裂状态，进一步加强流出地政府与流入地政府的分工协作，
将农民工的流出和返乡纳入劳动力流动的完整过程加以考虑，引导农民工非农职业化发展，合理规划布局农民工返乡后的工作，力争实现“返城不返乡、返乡不返农、返农不返贫”。
一、此次农民工返乡的基本特点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农民工处于“亦工亦农、亦城亦乡”的“候鸟式”流动状态，其返乡行为始终与其外出行为长期共存，从而构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基本特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2008年社会状况综合调查结果，至少63.8%的农村家庭中有成员曾有非农就业经历，而目前仍有成员从事非农职业的家庭至少占55.7%。就个人而言，43.25%的人有过非农就业的经历，其中1/4的人在从事非农职业后回乡务农，目前仍有26.41%的农村户籍人口正在从事非农职业。这就意味着，全国7亿农村户籍人口中，3亿人有过非农就业经历，其中近0.8亿人回到乡村重新务农。而此次农民返乡与以往相比，则呈现出不同的特点。
1.多种因素叠加影响下的农民工返乡表现为突发性与周期性并存，并呈现出集中性、规模化特征。
一般来说，农民工的返乡行为包括突发性返乡和周期性返乡两种。所谓突发性返乡是指因为遇到不可预期的事件发生，而从流入地返回到农村。所谓农民工周期性返乡主要包括外出务工生命周期、生命事件周期和季节周期三个不同性质的规律性返乡。
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2008年9月开始，农民工返乡的集中性、规模化特征初现。据各地调查结果看，到2008年12月底,返乡农民工大致占外出务工总数的5%至15%；2009年1月底，因春节假期等原因返乡的农民工大致占外出务工总数的50%。因此，此次返乡农民工规模虽大，但并非由于单一的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所致，而是多种因素影响叠加的结果。
农民工集中性、规模化返乡原因从目前看，主要是由国际金融危机下部分企业的倒闭停工引发的。同时，农民工规避春运高峰，致使春节周期性返乡行为时点提前，也扩大了返乡规模。而媒体对于国际金融危机下农民工返乡问题的超乎寻常的关注，也构成了农民工返乡决策调整的参考因素。因而，此次农民工返乡总体上呈现出突发性返乡与周期性返乡并存的新特点。
据重庆市统计，2008年12月底前后返乡的农民工基本以直接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的农民工为主，而此后因过节返乡的农民工比例大幅上升。总体而言，重庆外出务工的778万农民工中，返乡比例约为46.1%，而直接因金融危机影响而返乡的占外出务工总数的5%左右。
2.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地区性、行业性的负面影响，在农民工返乡过程中有所体现。
根据实地调查所获得的信息，2008年下半年的农民工返乡潮中，东南沿海是农民工返乡的主要来源地。从行业上来看，制造业特别是出口制造业农民工返乡的比例最高；而服务行业农民工返乡的比例并不是很高。
如果以2008年12月底为分界点，则在地区上表现出此时点前返乡农民工的务工地区以珠三角、长三角为主，此时点以后从重庆市内返乡农民工比例大幅提高。2008年12月底前，从珠三角、长三角返乡的农民工人数占返乡农民工总数的55.7%，从重庆市内返乡的仅占18.4%；而2009年1月，累计从珠三角、长三角返乡的农民工人数占返乡农民工总数的39%，从重庆市内返乡的则占36.9%。而在行业上表现出2008年12月底前返乡农民工的务工行业以受金融危机影响较大的电子加工业、玩具加工业为主，此时点以后则住宿餐饮业及其他行业的农民工返乡比例上升。
除在流入地上表现出地区性、行业性特征外，在调查中我们也发现，农民工返乡行为在流出地上同样表现出地区性、行业性的差别。由于农民工外出务工有较强的集群性，即来自同一地区的农民工往往更多地集中在某一特定流入地区或者行业务工，因此2008年下半年的农民工返乡潮也出现了地域性的差异：部分以在东南沿海、外向型企业就业的农民工为主的乡镇，其农民工返乡比例较高；而有些乡镇则没有出现规模性农民工返乡现象。
3.国际金融危机并未改变农民工外出务工的基本趋势，但农民工外出务工行为更趋理性。
国际金融危机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农民工外出务工的基本趋势。截至2009年2月下旬，返乡农民工中已有90%的人外出务工，其中53.1%的人选择到外省市务工，46.9%的人选择在重庆市内务工。而返乡后未外出务工的35.9万人中，有11.6万人准备在家务农，7.4万人已参加及准备参加培训，12.3万人有转移就业意愿但尚未找到岗位在家，4.6万人有岗位并将陆续返岗。
国际金融危机引发农民工大规模返乡后，农民工的外出务工行为更趋谨慎、理性。表现为：第一，已经外出的农民工对于用人单位的选择更为谨慎，以期规避因企业关停、裁员造成的失去工作岗位的风险。第二，部分尚未外出的农民工则采取在家等待消息的方式寻找再次外出务工的机会，以减少外出求职的成本。另外，还有少部分外出的农民工采取实地考察的办法，到几个备选的务工地点了解当地的务工条件和工资待遇，然后确定其务工岗位。
此外，国际金融危机前后，农民工外出务工的工资收入有较大幅度的下降。原在浙江义乌做数控模具的农民工月工资有3000元左右，而金融危机后下降到1000多元。因此，农民工对务工报酬的较高预期与现实中的低工资之间存在的差距，也成为大多数外出农民工在选择就业岗位时采取谨慎、理性态度的原因之一。
4.国际金融危机使得政府加大了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扶持，提高了农民工回乡创业意愿。
农民工返乡创业是以往农民工回乡就业的形式之一，相关研究表明，此前农民工返乡创业比例约占返乡农民工的3%。以往农民工返乡创业比例较低一方面的原因在于大部分外出务工农民工缺少足够的资本；另一方面是他们外出务工有相对较高且固定的收益，因此放弃固定收益而返乡创业，将会使他们面临一定的风险。
但这次国际金融危机引发返乡潮之后，产生了有利于农民工返乡创业的积极变化。一是政府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大力扶持，也提高了农民工返乡创业的良好政策预期。另一方面，外出务工的收益降低，使得农民工对务工的风险也有了新认识，对创业风险的规避心理有所缓解。因此，在此次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而返乡的农民工中，返乡创业意愿有所提高。
从重庆市的统计看，虽然到2009年1月底返乡的农民工中仅有1.6%的人想回乡创业，但在2008年12月以前的统计中，因回乡创业而返乡的农民工人数约占当期返乡农民工总数的6%以上。由于前面提到的2008年12月底以前返乡农民工中直接受金融危机影响的比例较高，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政府在此次金融危机中所采取的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大力扶持政策，提高了直接受金融危机影响的部分外出务工农民工回乡创业的意愿。
二、国际金融危机下农村劳动力流动的新问题
1.宜工不宜农的“新生代”农民工问题凸现。
农民工群体在30年的发展中，其外出务工表现出三个阶段性特征，即非农收入阶段，非农就业阶段和非农职业阶段。农民工从一开始的为寻求非农收入作为务农收入的补充，农闲务工、农忙返乡阶段，发展到以非农就业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家庭内部务工、务农的阶段，出现了以个人常年在外务工的情况，而目前则表现出更加重视非农就业的职业性，开始寻求其非农就业职业化发展的特点，出现了以家庭为单位的流动，夫妻双方围绕着职业化务工来安排家庭生活。
这三个阶段背后隐含的是劳动力与土地资本的结合正在转变为劳动力与工业或者商业资本的日益紧密的结合。特别是1980年之后出生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务农能力、“农民”身份认同、非农职业化需求等方面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表现出明显差异：与上一代农民工的“亦工亦农”相比，“新生代”农民工则是“宜工不宜农”，他们较少参与农业劳动，即使返乡后在家待着也不愿意务农，因为他们觉得在外务工两个月的工资就相当于在家种一年地的收入；与上一代农民工所具有的强烈的对自身“农民”身份认同不同，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农民工并不认同自己的农民身份；与上一代农民工定点定时往返的“候鸟式”流动不同，“新生代”农民工选择在城市间长期漂流。由于土地不再是他们生存的基础，因此他们更加重视非农就业的职业性，开始寻求非农就业的职业化发展。所以，即便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新生代”农民工也不会轻易放弃他们的打工生涯。
2.目前农民工非农就业缺乏有效的职业规划。
从社会分工的角度来看，职业化是市场化条件下劳动力资本流动的必然。而现实情况是，农民工收入并没有随着工作年限的增加而出现一个较长的上升周期，而是出现了长期维持在较低水平，在进入一定年龄后快速下降的现象。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农民工一方面缺少足够的职业技能，另一方面政府、企业和农民工本人都没有规划农民工的职业生涯。就政府来说，许多地方依然认为农民工只是暂时在城市打工，若干年之后回到农村继续生活或者养老，他们最终的归属是农村，最终的职业还是种地；就企业而言，其本身并没有培训农民工和帮助他们做职业规划的职能，只是通过市场化的机制选择对他们有用的劳动力；而农民工本身的文化水平相对较低，对职业的认识并没有很清晰的思路和想法，只要有相对较高和稳定的收入的工作，无论条件多么恶劣，劳动强度多么大，都会成为他们的选择，自身的条件限制了他们做有效的职业规划的能力。
所以，农民工非农职业生涯缺乏一个稳定上升周期，很大程度是其缺少职业规划所造成的。同时，缺少职业规划也使得他们没有相应的工作技能，多从事低层次的工作，在社会分工越来越细的生产过程中更容易被淘汰，或者无法有效应对诸如国际金融危机之类的外部条件变化的冲击。
3.农民工流动迫切需要加强有效的组织化平台建设。
目前农民工流动的组织化程度极低，大部分农民工外出是一种自发的行为，依靠的主要是自己的社会和亲属网络。此次调研发现农民工在其身份转变及非农就业的职业化过程中，亟需一个有效平台帮助他们实现转换和跨越。这种平台提供的不仅仅是就业信息，还应当包括相应的职业技能培训、职业生涯规划和权利维护等等内容，在农民工进行务工的职业化过程中，发挥黏合剂的作用，将农民工组织起来，使其能够应对市场变动的风险。
相对而言，目前在农民工外出务工的组织化平台建设方面，以流入地为主的相关平台建设的实际效果更好一些。此次调研中，我们走访了劳务市场、民间职业培训机构及新市民培训机构，发现一些习惯于通过劳务市场求职的农民工，其求职信心相对较高，多年的务工及求职经历，使其对工作岗位转换期间的失业风险有了足够的心理准备和抗风险能力；民间职业培训机构则通过免费培训、组织就业、跟踪保障等一系列机制设计，为农民工提供了较好的务工服务；民间新市民培训机构则立足于社区，为社区内的务工农民工提供综合素质训练，此举不仅吸引了部分农民工，而且也吸引了一些企业主，从而使新市民培训成为直接连接用人单位和有进取心的农民工之间的互信渠道。
三、对策建议
因国际金融危机而直接导致的农民工失业规模虽仅占外出农民工总数的10%左右，但其引发的社会关注及社会动员规模却相当惊人，暴露出的农民工外出务工种种新问题也值得深思。长期以来形成的农民工外出流动务工的方式，在解决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方面的作用已接近极限。沿海发达地区产业升级的现实压力，大中城市的人口吸纳能力也达到一定限度，农民工自身在社会发展、代际更替的影响下，也出现了新的职业化需求。因此，当社会运行过程中的突发事件出现时，农民工群体的去向便成为社会关注的重大问题，这表明目前有必要从农民工身份认定、职业发展、服务平台、社会保障以及流出地小城镇建设等方面加以全盘考虑。
1.完善长期稳定的农民工返乡信息监测。
从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的农民工返乡潮可以清楚地看到，农民工问题已经与国家整体的宏观经济发展紧密的联系在一起，是经济形势的晴雨表之一。而长期以来，在农民工流动管理方面一度呈现流出地政府只管输送不管回流，流入地政府只管使用不管服务的割裂状态，农民工返乡问题并没有得到高度重视。2008年在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积极努力下，已经初步形成了一套可行的信息监测制度，在监测农民工动向、分析经济发展对农民工流动的影响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特别是能够为政府准确把握农民工流动状况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因此，今后亟需将农民工流动信息监测长期化、规范化和制度化，建立覆盖面广、统计指标科学、观测时点稳定的农民工流动信息监测系统。
2.建立多种农民工务工信息平台。
由于基层政府无力组织大规模的农民工外出，个体化的流动模式与市场化的生产模式之间存在着不协调的因素，导致了农民工外出务工的盲目性，增加了农民工外出务工的成本。此次调研发现，除了农民工个体利用社会网络自发外出务工的模式外，劳务市场、经纪人制度、基层政府组织的劳务输出模式均可以发挥中介的作用。因此，政府建立以市场导向为基础的多元化务工信息交流平台，将来自企业和市场的就业信息，通过政府的渠道，与农民工实现信息共享，既可以达到政府促进就业，避免农村剩余劳动力沉淀的目的，还可以利用市场信息引导农民工正确的自主择业，有利于实现政府、民工、企业等“多赢”的局面。
3.健全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
农民工在社会保障方面与城市职工的差异亟待解决。长期以来，农民工由于流动性大、工作不稳定等原因，始终被排除在城市的社会保障体系之外。实际上，城乡二元分割制度是农民工无法获得同等社会保障的根本原因。社会化分工决定了农民工和农民的本质区别，政府应认识到农民工队伍职业化的发展趋势，尤其是目前农民工在产业工人队伍中，已经占据了半壁江山，因此，完善其与城市职工享有同等的社会保障体制，是有助于稳定农民工队伍，推动社会和谐的重要举措。同时，加大户籍管理制度的改革力度，将农村土地流转与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对接，才能从真正意义上帮助农民工完成从农民到工人的职业转变。
4.发展有效的农民工培训、输出模式。
目前，各地政府均把返乡农民工的培训作为重要举措，投入了大量财力，也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更应该认识到，真正实现农民工的非农职业化并非短期性、一次性培训所能实现。因此，必须加强对现有农民工群体的职业培训。一些职业培训机构从实际出发，探索了一套“免费吃住、免费培训”，“组织就业、有偿输出”，“长期跟踪、监督保障”，“初级务工课程免费，高级创业课程自费”的有效培训模式。一些NGO组织还把对农民工的培训延伸至综合素质培训，他们以促进农民工融入城市为目标，开展了以人文、励志、职业生涯规划、传统文化等为内容的新市民培训，在培训农民工综合素质的同时，也集中起了一批有志服务于农民工的志愿者。
5.加快中西部地区小城镇建设。
长期以来，由于我国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发展，造成了目前农民工流动务工的现状。随着大中城市人口的急剧增加，使其吸纳新增人口的能力已近极限，农村劳动力异地城镇化的难度不断上升，这也成为农民工外出务工后不得不返乡的重要原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小城镇数量发展极为迅速，1978年我国建制镇数量约为2173座，到2004年已达到19883座。但就小城镇镇区的人口数量看，则呈现出目前在人口吸纳方面效率较低的状况。2004年我国小城镇共吸纳人口20135万人，每座小城镇平均约为1万人左右。而目前镇区人口超过3万人的建制镇不到1000座。研究表明,我国小城镇镇区人口至少要达到3万以上才能正常发挥其集聚功能，而我国大部分建制镇规模普遍偏小。因此，当农民工返乡成为一种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时，加快当地小城镇建设，发挥其集聚功能，或许是今后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课题组成员及本文执笔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范雷、田丰；重庆社会科学院应用心理学研究中心副主任朱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