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务农兼经乡村贩卖商，是一个善于用改良方法的剥削者，因此，使家庭由贫农、中农到富农，但达到富农地位仅二三年，父母同年去世，家庭因之解散。

　　从这些档案材料不难看出：毛家祖上是贫农；在1900年以前，即毛顺生30岁以前，完全靠种田来养家糊口；在此之后，他除了种田外，还兼做贩卖粮食之类的买卖，家庭条件虽然有所改善，但仍然负债；只是在1915年至1918年，由于商业顺利，毛家才走上富裕之路，生活变得殷实起来。

　　应该说，毛顺生是个聪明、勤劳，潜在“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新型农民。然而，他的“发迹”离不开他所处的时代大环境。

　　1887年，17岁的毛顺生开始当家理事。他在接过祖上分得的田产和屋产时，也接过了家庭债务和生活重担。毛顺生的父亲毛恩普是个老实厚道的种田人，一生劳碌，不仅未能发家致富，反倒欠下不少债务，不得不把祖上分得的一些田产典给别人，家里只剩下六七亩田。毛顺生起早贪黑拼命地苦干，家境不但没有改善，欠账反倒越来越多。为了躲债，他不得不狠下心来，外出参加了湘军。

　　一年多的军旅生涯，毛顺生虽然未能混上一官半职，却因闯荡世界，开阔了眼界。

　　与勤劳厚道的祖辈不同的是，毛顺生念过几年私塾，善于经营家务。他将自己家剩余的稻谷，以及买进乡亲们的稻谷，碾成米，挑到银田寺或湘潭的米市去卖，既赚了加工费，又赚了地域差价。开始，毛顺生贩运谷米是小批量的，后来得到妻子文七妹娘家的贷款帮助，便成批地购进稻谷，加工销售。此外，他还做起贩猪和贩卖耕牛的生意。

　　随着手中的资金逐渐增多，毛顺生开始寻找新的赚钱方法。他先在银田寺的“长庆和”米店入了股，又与“祥顺和”、“彭厚锡堂”等店铺建立了商务往来。为了流通方便，他自己还印制了取号“毛义顺堂”的纸票作周转，同时也使用湘乡大平坳一家大商号“济春堂”的纸票。

　　在此期间，1893年12月26日，毛顺生的大儿子毛泽东降生了，接着，1896年4月3日，他的二儿子毛泽民也来到人世。孩子们开始懂事时，正是毛顺生从耕作转向贩商的过程。在毛顺生看来，只有劳动才能致富。他雇了一个长工，还让妻子和年幼的孩子们都到田里去干活儿。

　　当孩子们刚刚学会几个字，毛顺生就让他们给家里记账，学习打算盘。他像一个严格的监工，看不得孩子们闲着。他又是个很吝啬的人，给孩子们吃最粗劣的饭食，甚至不给一文零花钱。这无形中培养了孩子们吃苦耐劳的好品格。

　　1910年，毛泽东要去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东山高等小学堂是戊戌维新前最早兴办的新式学堂之一，在湘乡、湘潭、浏阳三县颇有名气。在这里读书的几乎全是富家子弟。后来成为共和国大将的陈赓和谭政也曾在这里就读。陈赓是将门之后。他的祖父陈益怀曾为湘军将领。谭政则生于湖南湘乡县楠竹山村一个绅商家庭。这使家境“长期是贫农阶级”的毛顺生，无力同时供养两个儿子读书。

　　东山学堂是毛泽东走出乡关，走向社会的起点。14岁的毛泽民从此挑起了种田持家的重担。一个尚未成年的孩子成了家里的壮劳力。他和父亲一起下地种田，还经常挑着100多斤的担子走好远的路去送米。他不仅农活儿做得好，喂牛、养鱼、碾米、砍柴、打桐油，都是行家里手。

　　1913年，毛泽民和湘乡县团田区刘家湾与他同岁女子王淑兰完婚。17岁的他，便从父亲手中接过种田理家的重担。父亲外出经商，种田持家就全靠这对小夫妻，只有农忙时才请雇工帮忙。父亲自私刻薄，毛泽民宽怀大度。每当家里要请月工，只要毛泽民一招呼，谁都愿意来帮工，一是他给帮工吃得好，不仅有肉，还能吃到他家鱼塘里的新鲜鱼；二是他会当天付工钱，从来不拖欠。毛泽民还从父亲那里学会了精打细算的生财之道。他除了自己养猪、养牛，还买来小猪、小牛让别家喂养。猪、牛养大以后，再由他拿去卖，付给别家“毛义顺堂”的纸票。别家拿着他家的纸票，可以在附近的商号换些粮油、食盐或日用品。

　　眼见着泽民从少年起就像成年人一样辛苦劳作，母亲心里很舍不得。有一次，她与邻居家奶奶聊家常时，就心疼地说：“润之、润菊都不在家，润莲一个人，要种田，要喂鱼，要砍柴，里里外外的活儿都是他一个人干，他从小受了不少累，吃了不少苦啊！可他父亲在外面做买卖，就不了解这些事情。”

　　1915年至1918年，由于商业顺利，毛顺生不仅赎回了祖上典出去的全部田产，又买进叔父家7亩水田，家里的田产增加到22亩。他手中的资本也逐渐滚到两三千元，在小小的韶山冲，可算是个令人羡慕的小财东了。当年分家时，上屋场只有5间半茅草房。手中有了富余钱，毛顺生便想到改善家庭的居住条件。他将老屋的茅草屋顶换上青瓦，又先后为儿子们建造了居室，还扩出农具室、碓屋、牛栏、柴房等，一共13间半房屋。

　　应该说，毛家真正走向富裕，是毛泽民与父亲毛顺生共同劳作和经营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