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赣南会议之后，毛泽东接连遭受不公正的对待和批评。1932年10月宁都会议之后，他又被撤销红一方面军总政委职务，调回后方专做政府工作。此后两年内，毛泽东的处境更加艰难。1965年8月5日，毛泽东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说：

　　“他们迷信国际路线，迷信打大城市，迷信外国的政治、军事、组织、文化的那一套政策。我们反对那一套政策。我们有一些马列主义，可是我们被孤立。我这个菩萨，过去还灵，后头就不灵了。他们把我这个木菩萨浸到粪缸里，再拿出来，搞得臭得很。那时候，不但一个人也不上门，连一个鬼也不上门。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

　　说主要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显然是一种自我调侃。事实上，在这段时间内，毛泽东虽然被剥夺了对红军的领导权，但还是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身份积极努力地为党工作。他至少抓了五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领导中央苏区的经济建设。苏区的经济工作不搞好，革命战争就不能维持，就成为大问题。 1933年3月，毛泽东签发命令指出：“过去苏区对于国民经济问题异常忽视，应该予以迅速改变。”为了广泛动员群众开展较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中央政府先后召开南部十七县经济建设大会和北部十一县经济建设大会，这在中央苏区的历史上是空前的。毛泽东亲自领导大会的召开，并尖锐批评声称战争忙“没有闲功夫去做经济建设工作”、要等战争胜利了“才能进行经济建设”等错误认识，强调“要使人民经济一天一天发展起来，大大改良群众生活，大大增加我们的财政收入，把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的物质基础确切地建立起来”。这两次大会的召开为苏区经济建设吹响了号角，中央苏区出现了蓬蓬勃勃的群众性生产建设热潮。1933年，全苏区农业生产平均增产一成半，红军给养有了保证。1934年，农业生产也是大丰收。

　　第二，力抓中央苏区的政权建设。从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始，毛泽东就一直重视苏维埃政权建设。主政临时中央政府后，他对民主政权建设有了更深入的思考。1933年6月8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关于召集第二次全苏大会的决议》，规定召开第二次全苏大会以前应改选各级地方苏维埃。7月21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又作出《关于重新划分行政区域的决议》，强调：苏维埃政府“须尽量接近群众，为群众谋一切利益。因此，不论乡、区、县、省，区域都不应过大”。行政区域划分完毕后，立刻开始进行选举。为了发动选举运动，9月6日，毛泽东在瑞金主持召开中央苏区南部十八县选举运动大会并作报告，系统阐述选举的原则和方法，充分体现了民主精神。这样，中央苏区的选举运动便热烈地开展起来。11月中下旬，毛泽东还率领中央政府检查团先后到江西兴国县长冈乡、福建上杭县才溪乡这两个点进行实地调查，总结典型经验，以推动全局工作。随后写出了《兴国长冈乡的苏维埃工作》和《上杭才溪乡的苏维埃工作》两篇调查报告，并作为“乡苏工作的模范”材料印发给第二次全苏大会。在第二次全苏大会上，毛泽东对苏维埃政权建设的经验作了详细的总结。1934年4月，毛泽东在典型调查的基础上，综合其他地方苏维埃的情况，写出《乡苏怎样工作》一文，强调要废除一切强迫命令的方法。他指出，只有决定，没有检查，是官僚主义的领导，它同强迫命令主义是一样有害的。

　　第三，领导开展中央苏区的查田运动。毛泽东奉临时中央之命在中央苏区领导查田运动后，先派土地人民委员部副部长王观澜带工作队到瑞金叶坪做试点工作。当时，临时中央在中央苏区推行“左”的土地政策，致使查田运动中出现了一些偏向，主要是侵犯中农利益和把富农当地主对待。1933年6月25日至7月1日，毛泽东在叶坪召开八县贫农团代表大会，作《查田运动的群众工作》的报告。他强调对划分阶级要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严格区分中农和富农、富农和地主。他指出：联合中农是土地革命中最中心的策略。中农的向背，关系土地革命的成败。10月间，临时中央政府批准并公布毛泽东所写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和他主持制定的《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使在查田运动中错划的阶级成分基本上得到纠正。

　　第四，领导中央苏区的反贪立法工作。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在中央苏区发现了好几起贪污腐败案，如谢步升案、左祥云案等。毛泽东在严厉查处惩罚的同时，深切感到有制定法规的必要。1933年12月15日，毛泽东领导制定并签署公布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第26号训令》，用正式立法的形式，对贪污腐败方面的犯罪，予以法律上的认定，进行规范和约束。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最早的反贪立法。在毛泽东领导下，中央苏区反腐惩贪，令行禁止，取得了显著成效，在苏区干部中好作风蔚然形成。

　　第五，仍然时刻关注着第五次反“围剿”战局的发展，不断提出军事建议。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准备阶段时起，毛泽东就不同意“两个拳头打人”和后来的“御敌于国门之外”的错误方针，认为应该诱敌深入，集中红军主力，在运动中加以歼灭。福建事变后，毛泽东又向中央建议：以红军主力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围攻线，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可惜这些建议没有被临时中央所采纳。1934年9月中旬，毛泽东到赣南于都搞调查研究。他刚到于都，就接到周恩来的长途电话，要他着重了解于都方向的敌情和地形。毛泽东立刻召开各种会议作调查，详细了解敌人的动向。9月20日，毛泽东给周恩来发了一份关于于都敌情和地形的急电。这个电报为中央开始长征时下决心从于都方向突围，起了重要作用。

　　除以上五件大事外，毛泽东还利用这段时间，认真读了两年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多年以后，毛泽东曾感慨地回忆说：

　　“一九三二年(秋)开始，我没有工作，就从漳州以及其他地方搜集来的书籍中，把有关马恩列斯的书通通找了出来，不全不够的就向一些同志借。我就埋头读马列著作，差不多整天看，读了这本，又看那本，有时还交替着看，扎扎实实下功夫，硬是读了两年书。”“后来写成的《矛盾论》、《实践论》，就是在这两年读马列著作中形成的。”

　　不消沉，不懈怠，积极工作，努力学习，这就是毛泽东在受到排挤、身处逆境时的态度。〔黄少群/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