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着挂满奖状的墙壁，何老师颇为感慨地回忆起这所乡村小学的过去。在他的回忆中，溪上小学最为辉煌的时期大概在1986年前后，当时至少有150多个学生。此前，这个偏远小山村还办过初中和幼儿园。

　　“我亲手送出去的大学生就有八九个。”何老师很是骄傲，“最好的一个到厦门大学读书，一个到英国留学。”

　　溪上村村支部书记张永春从小就在这里读书。“当时这里好热闹！孩子们的读书声在对面的山上都听得到。”他看着一个灰色的喇叭说，“我原来还会做广播体操，现在连喇叭都坏了！”

　　当年，不少年轻的师范毕业生都会被分配到这所基层小学。那些老师经常带着孩子们玩击鼓传花和老鹰捉小鸡的游戏，有时候还会跳起福建民间舞蹈。老师们之间还会谈恋爱，据说如今邵武市的一位副市长，当年就是在这所小学里找到了女朋友。

　　他们描绘的都是“哪里有炊烟、哪里就有学校”时代的教育模式，当时，“村村办学”是农村教育的主流。自从2001年开始，国家开始对农村教育资源进行整合，对邻近的学校进行合并，并力推寄宿制学校的建设，许多村小就消失了。

　　在何老师的记忆里，溪上小学就是从那时开始衰落的。早在2000年，这所学校还有3个老师和20多个学生。到了2006年，学校只剩下了12个学生，而且是一二年级的复式班。

　　与之对应的另一组数字是，大埠岗镇差不多有10年不再有新分配来的小学老师。据统计，在编的86名小学教师的平均年龄是49岁。

　　这所曾经得过市级先进单位的学校日渐冷清下来。就在这间备课的办公室里，还挂着1991年6月颁发的奖状，可惜已经被熏得发了黑。桌子上摆放着三角板、刻度表等教学用具，由于长期没有使用，上面蒙着一层灰。

　　虽然时至今日，何守良仍然能够说出跟这所学校有关的一切数字，包括占地面积638平方米和校舍面积424平方米。但这一切都与他无关了。

　　“我心里很不好受，有时候还会喝点闷酒。”何守良说，“我希望这所学校继续办下去，不然对于边远山区的孩子来说，上学既不方便也不安全。”

　　4

　　发出同样感叹的还有溪上村的第一任村支书何老汉：“哎呀，热闹的时候，这里坐满了人，到处是人。”这位82岁的老人不停地强调：“男人在这里打牌，女人聊天。”

　　说这话时，他刚刚从稻田里回来，还穿着黑色的长筒胶鞋，背后的竹筐里放着茄子和南瓜等蔬菜。何老汉所说的“这里”，正是他自家开办的小卖部门口。

　　十年前，这家私营小卖部几乎是溪上村的中心。当时，这个村庄有5家商店，每天的收入在两三百元。如今，这家仅存商店的老板说，一天的收入连20块钱都不到。

　　张永春也记得，当年学校沿路都有小贩售卖东西，诸如冰棒、烤鱼、小虾之类的。而如今，4个年龄至少在50岁的妇女并排坐在石板上，正在收拾刚刚从地里刨出来的花生。

　　这座闽北山村，似乎是冷清的溪上小学的放大版。走在乡村的石板小路上，几乎也听不到什么声音。除了潺潺的溪水声和偶尔掠过的风声，这个村庄连狗叫都很少听到。只要花上10分钟，你就能把整个村庄逛完。而且遇不上什么乡亲，几乎家家户户都锁着门，过节贴的春联早已褪成了斑驳的白色。

　　如果站在村口，你会发现时光似乎还停留在30多年前。那里有间挂牌为供销社的百货商店。在木质的柜台和货架上面，极不协调地摆放着飘柔洗发水、立白洗衣粉等生活日用品。老板就像过去的国营商店营业员一样，冷冰冰地坐在柜台里面，既不招呼客人，也不招揽生意。

　　就连村支部书记和村民委员会主任，也说不清楚村里还剩下多少人。他们只能大概地说出，整个村里户籍人口有635人，耕地面积668亩，山林面积10000亩。据说，村主任在城里为一家物业公司打工，村书记也把家安在了邵武市区。如今，他们村委开会都要在城里。

　　“没办法，村里稍微有点能耐的人都出去了。打工啊，做生意啊，都比呆在家里强。”张永春解释说。

　　这里也是中国农村现状的一个缩影。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日方的介绍，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就占到了农村总劳动人口的1／3，大约有1.5亿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这个数字到2000年年底达到了1.8亿。

　　这些数字也许能够解释，为什么农村常住人口会越来越少，小学的生源也越来越少。以邵武为例，就有31所乡村小学不足10人，它们分布在各个山村里，距离所在乡镇最远的山村有40公里的路程。

　　如果家里有能力的话，何国香姐弟俩也不会在这里读书。他们的父亲何伙应61岁了，由于小时候玩火导致喉咙沙哑，直到40多岁才娶上媳妇。娶来的邻村女人不仅是智障者，而且右腿有残疾。

　　这个家庭唯一的经济来源就是山上七八亩毛竹林。本来，这还能够带来上万元的年收入，但身高不到1.5米的何伙应没有什么力气，连根胳膊粗的毛竹都搬不动，只能雇人来做。据张永春介绍，这户人家年收入不到4000元，目前享受村里最高的低保，每个月拿210多元钱的国家补助。

　　“我没有办法到外面去，我老婆也是个废人！”站在靠亲戚接济盖起来的房子里，何伙应叹了口气。

　　这个特困户孩子的义务教育问题，就成了方方面面都必须面对的难题。何国香虽然属于智障人，但年龄仍然在九年义务教育范围内。另一个孩子何国华刚刚上一年级，年龄实在太小，无法到镇里住校读书。

　　一度，村里计划出钱到镇上为这家人租房子，以便两个孩子到大埠岗镇中心小学读书。但考虑到孩子的母亲无法照顾人，父亲离开了乡村也无法谋生，这个计划只好作罢。为此，溪上村每年要花费2000元以上来支持这所小学，其中包括校舍修缮和老师补贴等。

　　“再穷不能穷教育嘛！”张永春笑着说。据说由于修公路，村委会的经费十分紧张，但他表示将尽力把这所小学维持下去。

　　邵武市教育局的花费更大，仅教师一年的工资就在3万元以上。对此，教育局局长熊元龙的态度却很是坚决：“我们不能落下一个孩子，即便是残障人。”他表示，如果将来何国华条件困难，依然无法到镇上读书，届时仍将继续为这户人家保留这所小学。

　　按照经济条件和家庭情况来说，如果没有这所小学，何国香姐弟无疑将会失学。但陈老师说：“不管你是什么人，什么家庭条件，都和正常人一样，享受到接受同等教育的权利。”

　　5

　　对于大人的这些争论，何国香并不知道。“上学真快乐。”何国香有板有眼地说道。只是当问及原因时，这个女孩子眼珠停止了转动，低着头轻轻地说“不知道”。

　　事实上，虽然智力不太高，这个总是害羞微笑的小姑娘非常懂事。几天前，有人送给她一件玫瑰红色的T恤衫，她高兴得合不拢嘴。第二天，她专门跑过来向对方致谢：“你送我的衣服真漂亮！谢谢！”

　　还有一次，提到去镇上读书的事情，何国香开心地说城里有很多伙伴玩。在这个寂寞的小山村，她只有一个名叫秀秀的朋友，还要等到周日才见面。

　　和调皮的弟弟不同，这个姐姐对学习非常认真。这天晚上吃过饭，她就趴在家里装稻米的木箱上，连个凳子都没有，完成美术课上没有画完的作业。一盏不到20瓦的灯泡距离她老远，何国香眼睛几乎要贴到本子上了。上面的向日葵、热带鱼和房子，她全部涂成了红色，因为“红红的好漂亮”。

　　这盒印有喜羊羊和灰太狼封面的12色彩笔，还是陈衍贞花5块钱买来的。本来，姐弟俩几乎没有什么文具，人手一个文具盒、一根铅笔和一块橡皮。何国香的橡皮擦得只剩下指甲盖那么大，何国华的文具盒上面画着天线宝宝，可惜周围早被磨得掉了漆。

　　此时此刻，正在备课的陈老师担忧着另外的问题。“孩子们留在这里没有什么竞争。”他说，“而且如果从德智体全面发展的角度来说，他们应该到更好的学校去读书。”

　　由于只有两个人，他们并没有分班长和学习委员等职务，也不会在考试成绩上排名，甚至上课回答问题也不需要举手，连小红花或者小红旗也没有，至多是得到口头表扬。

　　为了督促孩子们学习，他有时候会让捣蛋的何国华在教室外面站一会儿。同时嘱咐他们必须写完作业后再看电视，“不然你们家看电视我这里能听到，到时候我就去把电视给没收了！”

　　在最近的一次数学测验中，何国香有了一点点进步，终于达到及格的水平了，何国华也得到了75分的高分。但陈老师并不满意。据他说，低年级的考试成绩一般都应在90分以上。这个教龄长达33年的高级教师说，自己还是第一次遇到这样的学生。

　　这天早上，单是为了教这4个韵母，他就花费了两节课的时间。他分别用红粉笔和白粉笔写在黑板上，一点一点地纠正发音：“嘴巴不要圆着，要扁一点！舌头往上，不要翘得太多！”可惜台下两个孩子反应总是很慢，他们总是一脸茫然地看着老师，回答也常常出错。

　　不过，只要一下课，两个孩子就会露出原有的天性。虽然在偌大的操场上，姐弟俩唯一的体育设施就是单双杠。这里没有跷跷板和滑梯，也没有课间操和眼保健操等运动项目。偶尔，教室旁边的一棵冬青也是他们的玩乐对象。或者，两个人也会爬上两米长的扶梯，哧溜一下滑下来，以此打发10分钟的课余时间。

　　在这间容纳20人的教室里，太阳来了又走，走了又来，窗外偶尔有只黄色的蝴蝶飞过。到了傍晚时分，一天最为轻松的时刻——音乐课，开始了。

　　“国旗国旗真美丽，金星金星照大地，我愿变朵小红云，飞上蓝天亲亲您。”陈衍贞指着黑板教两个孩子，声音在空荡荡的教室里回响。

　　稚嫩的歌声飘荡在这个原本寂静的学校里，还夹杂着姐姐的笑声。原来，何国华唱得就像念书一样，几乎没有声调。尽管如此，他依然坐得笔直，眼睛紧盯着黑板。随着陈老师的教鞭，肩膀一抖一抖的。偶尔，面对姐姐的耻笑，他会趁着老师写黑板时冲对方做个鬼脸。

　　6

　　虽然并不太懂那首歌的含义，也不知道即将到来的这个国庆，将是这个国家60周岁的生日，但对于何国香和何国华来说，最为庄严的时刻，莫过于周一举行的升旗仪式。

　　9月28日早上8点钟，陈衍贞从办公室里拿出国旗，旗台设在操场的一角，是用水泥垒成的。旗杆上面的油漆由于日照和风吹剥落得只剩下铁锈。8点16分，3个人开始举行升旗仪式。

　　没有乐队奏响国歌，也没有国旗护卫队整齐地走过，更没有数万人前来观看，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仪式的庄严。陈老师把国旗系在一条绿色的尼龙绳上，转头指挥着学生们：“行队礼！”见何国华有些歪歪扭扭，他还上前掰着对方的手说，“还是那样行嘛！”顺便又嘱咐一句：“看旗子！”

　　一高一矮的两个孩子并排站在一棵桂花树旁，强烈的阳光刺得他们眯起了眼。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将右手高高举过头顶，手掌不合规范地向上翻着，努力抬起头望着徐徐上升的国旗。

　　每逢这个时候，陈老师都要进行爱国教育：“知道吗？如果不是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你们就不会站在这里读书！”有时，他会隐约看到，这两个不谙世事的孩子的眼角边，会有点湿润，“就好像就要流泪一样”。

　　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国旗就升到了旗杆的顶部。为了使它更加飘扬，陈老师用力拽了两下，在微风的轻拂下，竹竿打着旗杆“哒哒”作响。清晨的薄雾已经逐渐散去，白云舒展地飘在蓝天上。在这片满眼翠绿的山谷里，这面相当于两块枕巾大小的国旗，和下方站着的一高两矮三个人，组成了这个山区里最有意味的一幅画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