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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在线03月10日讯在审议、讨论报告中，收入分配领域存在的“三大落差”引发代表委员强烈关注：劳动性收入在国民分配中占比过小、垄断行业与普通单位收入差距过大、养老保障等再分配存在不公。涨工资、增福利、补“落差”——代表委员普遍认为，收入分配制度到了非改不可的时候了，要通过改革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

　　为此，记者专访了宏观经济研究专家常修泽教授，他认为“提高国民收入”的确有重重阻力，但改变收入分配格局势在必行。“金融危机成为了中国国民收入分配改革的助推器，因为大家都意识到，必须从外贸依存型经济发展方式转向外贸、内需并存型。扩大内需就需要调整收入分配，还富于民。”

　　绝对值涨了，收入降了

　　居民收入怎么不见涨呢？记者把这个问题抛给常修泽教授时，他说应该分两个层次解释。“一方面，居民收入绝对值是增加了；另一方面，居民收入相对于GDP增速比，相对下降了。”

　　常教授提供了这样一组数据。2000年居民收入占GDP分额为65.5%，到了2008年，这个数字下滑到57.5%。“八年下降八个点，平均一年下降一个点。”

　　垄断地位决定暴利，别让“屁股”决定“腰包”

　　社会收入分配有一个怪现象——“屁股”决定“腰包”。目前电力、电信、金融、保险、烟草等行业职工平均工资是其他行业职工的2~3倍。

　　赵林中代表说，垄断行业和上市国企高管的高收入背后，体制和政策性因素是主要原因。不少垄断行业的高收入并非来源于经营管理水平高或生产效率高，而是靠垄断地位取得的。这种收入分配结果上的不公平，实质上是机会不公平。

　　为此，他的一份《关于推进垄断行业分配制度改革的建议》指出，必须调节过高收入，即使是合法取得的也应通过累进税予以调节。

　　提高工资手段有限，涨点钱要从二次分配入手

　　两会前，国企退休老干部董岳童，联合30多名企业退休人员给宁波市政协副主席范谊代表写信。信中介绍，一名在县级机关做门卫的退休人员每月能领到4600元，而董岳童等人的退休金还不足2000元。

　　范谊代表说：“企业按月缴纳退休金，公务员不缴纳退休金，可退休金反而最高。同样是退休干部，只是因工作需要分工不同，退休收入差距如此之大，理由是什么呢？”

　　企业内的劳方、资方，国家内的政府、企业、居民，他们之间都有重重复杂的联系。至今无法解决的收入分配应该从何处破题？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郑功成觉得“二次分配应该成为优先选择。”

　　他觉得，提高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属于一次分配环节，其中涉及的劳资关系比较复杂(比如不可能用行政命令规定资本方给劳动者每年加薪，因为经营企业有风险，有时赢利有时亏损)，因此这是个持续渐进的过程。

　　而提高城乡居民的安全预期、社会保障属于二次分配领域，动用的是公共资源，因此是可快速见效的。

　　郑功成觉得，过于强调给劳动者涨工资、调整一次分配，会给出资方带来巨大压力，“工资、社会保险、职业福利三位一体的薪酬体系更为健康，既能解决眼前的消费，又去除后顾之忧。”

　　专家挺宗庆后“还富于民”，有必要提高个税起征点

　　全国人大代表宗庆后曾呼吁提高个税起征点，还富于民。

　　对此常修泽教授表示赞同。“国家财政收入中绝大多数是税收，个税中工薪阶层贡献的比例很大，因为富人阶层有许多基于资本的收入，有种种方法避税。”

　　“提高个税起征点、减轻纳税人负担，这是优惠一大片人的好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