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代人前赴后继，共逐法治中国梦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凝结了我国立法机关和立法者的辛勤汗水和无悔奉献

　　这是一个个骄人的数字——

　　到目前，包括现行宪法在内，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现行有效法律２３９件，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６９０多件，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地方性法规８６００多件。

　　这些数字的背后，是我国立法机关和立法者历经６０余年的艰辛探索和努力。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立法者就全力投入宪法等一批法律的制定，为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提供法制保障。

　　１９７９年，我国立法者３个月通过７部法律，为恢复国家基本政治生活秩序打下基础。

　　“那时无论吃饭、走路，还是睡觉，脑子里都是法律条文，每天很晚骑车回家，还要带上一大包材料在家接着干……”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原主任顾昂然这样回忆那最为难忘的３个月。每当参与一项立法，顾昂然都要做一大堆“家庭作业”。

　　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中国立法工作一直在“快车道”上前进：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我国共制定法律及有关法律的决定１４８件，９０年代２２０件，新世纪前１０年１９１件……

　　这些数字的背后，是立法机关和立法工作机制日渐成熟的历程。

　　１９７９年全国人大常委会设立法制委员会，组成了一个８０人的“精英团队”；１９８３年６月全国人大根据宪法规定设立包括法律委员会在内的６个专门委员会，当年９月把法制委员会改为法制工作委员会，加强立法工作。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陈斯喜说，在立法方面，各专门委员会就相关立法进行前期立法调研，推动法律案的起草，对法律草案提出审议意见，最后交由法律委员会统一审议。法律委“统”，其他专门委员则是“专”。

　　将法律草案发各地、各部门和法律专家征求意见，汇总整理；研究外国有关法律；调查研究，听取不同意见；向常委会提请审议法律案的同时提供相应的参阅资料……几十年来全国人大常委会逐步形成了一整套立法工作机制。

　　信春鹰说：“法律案征求来的每一份意见，都要仔细分析、归类，工作量很大，但我们乐于接受，因为这样制定的法律才有力量。”

　　对此，全国人大代表曹大正深有感触：“每次提交的建议，都会有立法机关的答复，采纳不采纳都会说明理由，每年数千份建议，办理这些议案付出的辛苦不言而喻。”

　　每一部法律的出台，都是立法机关与立法者心血的凝结。

　　这是一次次“十年磨一剑”的艰辛——

　　从企业破产法（试行）到企业破产法的出台，期间经历２０年的困顿曲折，最终破“茧”而出。

　　从经济合同法、涉外经济合同法、技术合同法“三足鼎立”，到最后合同法的“三法合一”，一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交易大法经过１８年终于亮相。

　　从１９８６年开始酝酿，监督法历经２０年坎坷才最终出台。对此，全国人大法律委副主任委员乔晓阳曾说：“监督权的行使涉及到人大与‘一府两院’的关系，涉及到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制定监督法需要处理好这些关系，要能够准确地反映出我国的政治制度和国家体制……因此，制定监督法是反复研究，慎之又慎，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工作。”

　　２００７年，历经１４年８次审议的物权法获得通过。国家、集体、个人；土地、住房、车位……一个个重大问题在激烈争论中凝聚共识。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王胜明告诉记者，就在物权法通过前半个月，法工委还收到广州１万多人的联名信，就小区业主的建筑物所有权问题提出建议。

　　“一万多个签名，后面都按着手印，厚厚的一本。对于这些意见我们认真研究分析，能采纳的尽量采纳，不能采纳的也尽量说明。”王胜明说。

　　正是一条条建议，一次次审议，才有一部部符合人民利益、符合实际的法律。

　　（小标题）集思广益汇聚民智，奏响科学民主强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是广大人民智慧的结晶，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集中体现

　　这是一次次生动的民主实践——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车船税法草案全文公布，共收到９７２９５条意见，４０封群众来信。根据公众的立法意见，车船税法草案进行“大修”，对不同排量乘用车的税额进行调整。

　　２０１１年２月２５日，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车船税法，８７％左右的车主名义税负不增加。

　　充分发扬民主，广泛听取民意。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就坚持“开门立法”“问法于民”。

　　早在１９５４年制定宪法时，全国就有１．５亿多人参加了这部国家根本大法草案的讨论，提出了１１０多万条修改和补充的建议。

　　每一部法律的出台都肩负着反映民意的重任。信春鹰指出：“只有反映大多数人意志的法律才有执行力。”保障人民通过多种方式有序参与立法，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应有之义。

　　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共有１０部法律草案向全民征求意见。进入新世纪后，法律草案公开征求意见变得更为常见：

　　２００１年，婚姻法修正案草案公布，收到群众来信３０００多封；

　　２００６年，劳动合同法草案全文公布，收到各方面意见１９万余条，创下了全国人大立法史上的新纪录；

　　２００８年，社会保险法草案向社会公布征求意见，共收集到各类意见７．１万多条；

　　２００９年，对食品安全法草案，人们通过网络、报刊、来信等不同方式提出１．１万余条意见……

　　人民大会堂里的每一项表决，都凝聚着亿万群众的意愿与智慧。体现着立法者对民意的珍视、对民主的尊重，更是中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见证。

　　这是一个个迈向科学立法的足迹——

　　１９８３年，海上交通安全法草案由于一条规定引起从未有过的激烈争论，导致草案未能在当次常委会会议上交付表决。这次争论，成为法律草案“一审制”迈向“二审制”的契机。１０多年后的立法法更是确立了“三审制”。

　　此后，物权法历经５年８审，劳动合同法历经５年５审，社会保险法历经３年４审……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朱景文说，中国立法在快速增数后，开始逐渐转向注重质量的“精耕”立法时代。

　　２０００年全国人大通过立法法，对立法权限、立法程序等各环节作出规定。朱景文说：“这是新世纪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的重要标志。把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制度化、法制化，是实现立法由数量向质量转型的钥匙。”

　　２００５年，来自重庆的农民工吴志才，首次与国家最高立法工作机关负责人“面对面”。他给大家汇报每月“收支账本”后，建议将个税起征点定为２０００元。这次“见面”实现了立法听证会制度的“零的突破”。

　　２００８年，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庄严承诺：“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法律草案，一般都予以公开，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这一承诺，成就了法律草案公开由“常见”走向“常态”的跨步。

　　信春鹰表示，深入推进科学立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这不仅是提高立法质量的重要途径，更是人民当家作主的重要体现。“这扇门不会关，只会越开越大。”

　　这是一项项不懈探索的结晶——

　　１９７９年修改地方组织法、１９８２年修宪均明确规定授权地方立法；９０年代，又授权深圳等几个经济特区可制定经济特区法规……一个以中央立法为主、地方立法为辅的分级立法制由此确立。

　　“地方立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宁夏回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天贵说，“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各地发展不平衡。授权地方立法可增强法律的可操作性，保证法律的贯彻实施，还能体现地方特色。”为尊重和保障回族的饮食习惯，宁夏就制定了清真食品管理条例。

　　１９８８年６月，全国人大法律委提出了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五年立法工作设想。２０多年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形成了“年度有计划、五年有规划、长远有纲要”的科学有计划立法的格局。“实行计划立法，可以使立法工作突出重点，使立法活动适应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有关负责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