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参加一大的代表们最终选择的道路有别，担任的职务不同，最终的归宿相异，在中国人心目中的地位也不一样，但作为党的创建人，毕竟是一段客观的历史，所以中共对他们“一视同仁”地加以介绍，对他们在建党时期的活动和贡献给予肯定。

　　据一大会址纪念馆馆长倪兴祥介绍，最初并非如此陈列。

　　１９５２年，一大会址纪念馆建成时，有关出席者的资料，只陈列了６名，后来曾增加到７位。把１３人全部陈列出来是在１９８６年。但照片尺寸大小和陈列顺序上也有所选择：毛泽东等前８位的照片最大，张国焘、刘仁静、包惠僧次之，陈公博、周佛海照片最小，并排在最后。直到１９９９年新馆扩建，照片才一样大小，并按照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时间先后陈列。

　　“将包惠僧放在最后，因为他不是正式代表，而是陈独秀指定的出席者。”倪兴祥说。

　　自称是一大会址“守门人”的倪兴祥已经在这里工作了２７年。“一大会址是中国共产党发展的‘晴雨表’，从１３名出席者在这里的‘命运变迁’，可以看出中共对待自身历史的态度。”他说。

　　普遍认为，中共一大纪念馆出席者陈列顺序的变化是中共坦诚开明的一个折射点。时隔８年多相继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简称《党史》）第一卷（１９２１－１９４９年）和第二卷（１９４９－１９７８年），也以“成就讲够、错误讲透”的修史态度，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

　　“只有真实地呈现历史原貌，才能从中汲取经验和教训。不骄说成功，不讳言失败，这是任何一个成熟开明的大党应有的风范。”中共中央党校教授严书翰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党史》两卷本“著者”为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２００２年９月，《党史》第一卷出版之际正逢中共十六大召开。今年１月《党史》第二卷出版，迎来了中共成立９０周年。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表示，《党史》两卷本既充分肯定党对中华民族的伟大贡献，又客观分析党在前进道路上的曲折探索，“以史鉴今，资政育人”，这是撰写《党史》的根本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