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第三个失误，急于过渡的人民公社化运动。这个失误发生在“大跃进”过程中，甚至可以说“大跃进”引起的。

　　我觉得公社化运动有两个起因，一个是适应所谓“大跃进”的需要。“大跃进”在一开始表现为大办水利。大办水利的时候，有些地方感觉到小规模的合作社不方便。比如说一个社，平均二十来户人家，要想干一个稍微有点规模的工程，干不了。还有如果你修水渠，要从别的社的工地上过，如果人家不受益，也干不成。为了解决这样的矛盾，有些地方自发并大社，把若干个小规模的合作社并成一个大的。1958年上半年，不少地方就并起来。有的叫大社，有的叫公社，叫公社的名字也各不相同，有叫共产主义公社的，有叫人民公社的。1958年8月，毛泽东在山东、河南、河北视察的时候，就见到形形色色的一些大社。地方干部问毛泽东叫什么好？他说，还是人民公社好。随行的记者报道出去，结果在中央做决议之前，很多地方就纷纷仿效，公社就已经办了很多了。

　　再一条具体原因，那就是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在此之前，包括我们在内，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急着这方面的过渡，有些比我们还急。自发办起来的人民公社，被认为有几个优点、特点便于过渡，一是所谓的’一大二公”，大是规模大，平均一个公社相当于过去的26个合作社，规模扩大了20多倍。公有化程度当然就高了，小集体变成了大集体。第二个特点是”政社合一”，过去的高级社只是一个经济组织。而人民公社既是经济组织，又是地方政权，取代了原来的乡镇政权。第三个特点是“工农商学兵结合”，一个大公社里面，工农商学兵全都有。当年认为有这样特点的农村人民公社便于向共产主义过渡。所以1958年8月，北戴河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明确提出我们应该大胆利用人民公社这种形式，探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

　　公社化运动，时间很短，就一个月的时间，9月1日报纸登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国庆节以前，公社化就基本实现。时间虽然短，但问题很严重。一个问题是办社过程中的“共产风”，几十个社并在一起，全部拉平，穷的沾光，富的就吃亏了。第二，分配上的严重平均主义。公社化初期，分配的基本核算单位是公社，大锅饭，吃饭不要钱，有些地方甚至搞点别的不要钱。明摆着当年的农村生产力水平支撑不了那么多的不要钱。连吃饭不要钱这一项，1959年的春天以后，就普遍难以为继，但是1958年夏秋还是维持了一段时间。因为这两季大多数地方都是大丰收，而且秋收和夏收中间隔的时间很短，夏收粮食还没有吃完，秋收的粮食又来了。这一段时间内给了人们一种假象、错觉，似乎梦寐以求的共产主义就要实现。当年，还有人提出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现在回过头来看，当年的一些做法庸俗化了。

　　公社化的一些极端问题，比如“共产风”，后来毛泽东反复批评、反复要求纠正，也纠正了一些。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从公社最终下放到生产队，规模大体上相当于过去的高级社。但是人民公社的根本弊端，大锅饭的这种体制始终没能得到解决。后来农村生产力长期发展缓慢，相当程度上就是因为这个。所以，公社化的负面影响是不小的。

　　从1961年初开始，到1966年5月“文革”爆发之前，这五年多的时间内，党的工作呈现出了比较复杂的情况。在经济上这一段时间我们搞调整，把“大跃进”造成的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关系给调整为正常。这一段做得相当不容易，有些举措今天想来，似乎都不可思议。比如说1961、1962年这两年，为了减轻国家对城镇居民粮食供应的负担，曾经大批地动员城镇人口到农村去。动员什么人？动员此前从农村招工招来的工人和他们的亲属，两年时间我们动员了将近三千万人回农村。毛泽东、周恩来当年感慨万千，说我们的老百姓真好，三千万人，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像欧洲一个中等规模的国家搬迁。确实，我们的老百姓很好，体谅国家的困难。但是，这件事我认为当年能干成，光老百姓好是不够的，我们干部队伍也好，干部队伍跟老百姓是同甘共苦的，没有多少腐败，也没有多少特权。包括毛泽东在内，当年我们的一些领导人也都是一同克服困难。我们很多网友知道，毛泽东曾经八个多月红烧肉都不吃，就是这个时期。

　　另外，这段时间包括毛泽东在内，也包括别的领导人，大家都努力总结此前犯错误的教训，特别是“大跃进”的教训。毛泽东发奋读书，读苏联人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边读边思考，提出了很多深刻的观点。比如说，他认为社会主义是相当长的历史时期，这个时期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比较不发达的，一个是比较发达的。中国显然处于前一个阶段。在这之后，向共产主义过渡，毛泽东再也不提了。还比如，他认为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至少要上百年的时间，超英赶美，在此之后也不提了。还比如，他强调社会主义必须实行按劳分配，必须发展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不要怕资本主义，他认为不存在这样的问题。我认为这些观点都是有意义的，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过去别的人没有提出过。所以总体上来讲，党这段时间对经济工作的指导，我认为是好的，是正确的。

　　但是可惜，这一段政治上我们又发生了失误，从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开始，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扩大化错误迅速发展起来。起点是八届十中全会，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这次全会，毛泽东提出了一个系统的“左”的阶级斗争理论，而且被全会所接受，写入了全会的公报。里面是什么内容呢？核心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这个理论在当年之所以能够提出，之所以会被全会所接受，我认为客观、主观两方面都有原因。

　　客观上的原因，就是阶级斗争存在，而且可以说，在一定范围内尖锐化。突出的表现是台湾当局图谋反攻大陆的行动。1962年，蒋介石派了一股又一股的武装特务在东南沿海地区登陆骚扰，叫嚣反攻大陆，这毫无疑问是阶级斗争。另一方面，他提出这个理论与他错误看待和一线领导人的分歧有关。这个时期，毛泽东退出二线，一线让刘少奇主持日常工作。毛泽东在二线除了读书之外，还在观察一线领导人，观察到1962年，不满意了，而且很不满意。他在讲话中就批评一些领导人。在什么问题上批？最集中的是“三自一包”的问题。包是包产到户，这个时期安徽搞了包产到户的试验，效果非常的好，有些领导人了解情况后热情地肯定和支持。刘少奇曾经讲过，应该起草一个文件，全国推开。陈云曾专门面见毛泽东建议推广。毛泽东听了陈云的话，当时没作表态，第二天传出来，认为陈云的意见是完全错的。还有邓小平，曾经在中央书记处的会议上和共青团中央的会议上讲过这样的话，不管黄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所谓猫论就是这个时候针对这个问题讲出来的。还有当年主管农村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态度更积极。除了给中央写报告要求推广以外，还在中央国家机关、部队、包括中央党校五个大单位作报告，论证这是社会主义农村集体经济的一种形式，不是单干。后来毛泽东批所谓“单干风”，批得很厉害。说现在党内刮起一股“单干风”，越到上层越大，包产到户不出半年就可以看出阶级分化，主张包产到户的人是站在地主、富农的立场上，替他们打主意。

　　三个“自”呢？一个“自”，自留地，人民公社时期，除了大部分地集体统一耕种之外，社员家庭有少量的自留地，种种蔬菜什么的，在大锅饭的体制之下，自留地种的就是比集体的地种得好。所以当年有的地方，虽然没搞包产到户，但是增加社员自留地的面积，一样能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第二个“自”，自负盈亏，强调企业利润核算，不能像“大跃进”时期那样算政治帐，经济帐可算可不算。第三个“自”，自由市场，活跃城乡经济交流。这个所谓“三自一包”，都是刘少奇、邓小平等领导人提出的政策主张，克服困难的措施，但是在毛泽东眼里头成了修正主义的纲领。这些领导人自然而然成为毛泽东心目当中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了。

　　毛泽东这个理论被八届十中全会接受了，毛泽东个人的兴奋点、关注点从此也就转向了阶级斗争。1962年冬天，他离开北京到南方走了一趟，发现多数省份的负责人忙着克服困难，只有两个省的负责人有政治头脑，开始抓阶级斗争了。一个是湖南省，一个是河北省。1963年春天，开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表扬了这两个省的负责人。一表扬，其他省委书记就明白该干什么了，于是有越来越多的省委书记去抓所谓阶级斗争。这时候有什么阶级斗争可抓呢？农村有的基层干部有点多吃、多占行为， 工分帐目不是那么清楚，这是阶级斗争。出身好的，说他们是阶级蜕化变质分子。出身本来就不好的呢，阶级敌人篡夺了领导权。还有农民搞点长途贩运，赚点辛苦钱，投机倒把，也是阶级斗争，结果不少省份就给中央写报告反映这样所谓的阶级斗争。这些报告使毛泽东误以为，原来农村实际存在的阶级斗争比他估计的还要严重。这就发生了一个“左”的理论指导“左”的实践，“左”的实践反过来又推动了“左”的理论发展的一个恶性循环。循环到1964年底、1965年初，毛泽东主持中央工作会议，研究四清运动。他就在自己主持起草的文件当中作出了这样的判断，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层层有，从公社一直到中央。讨论的时候，周恩来总理觉得中央也有走资派，这个判断很可怕，不管是谁，肯定是大块头的。他就提出来，能不能加几个字限定一下，中央的部门也有，充其量就是部长了。加了，毛泽东也认可了，但无济于事，这个时候毛泽东心目中的中央的走资派起码有两个已经明朗化了。头号刘少奇，二号邓小平。1970年美国记者斯诺问毛泽东，你是什么时候下决心打倒刘少奇，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毛泽东脱口而出，1964年底1965年初，就是这个时候。所以我们看八届十中全会之后，党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左”的错误可以说是直线发展、恶性发展，一直发展出个“文化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