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难题”

　　经三十年改革开放，2010年中国终于一举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当中国真正冠以“世界经济老二”头衔时，似乎引来的“质疑”远大于“欢呼”。“钱越来越多，贫穷人口也越来越多”、“生活越来越好，怨言也越来越多”、“维稳开支越来越大，社会却越来越不稳定”……。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2011年初曾表示，虽然中国经济总量和经济实力不断增加，但是按照联合国1天1美元收入的贫困标准，大陆还有1.5亿贫困人口，依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有顺口溜称：“张家有钱一千万，九个邻居穷光蛋；平均起来算一算，家家都有一百万！”

　　由此，令人费解的“中国难题”出现：经济高速发展与严重的贫富差距形影相吊，进而“社会不公”也作为“附加难题”与之相生相伴。2007年下半年，亚洲开发银行发表《亚洲的分配不均》研究报告，在22个纳入亚行研究范围的国家中，中国夺“冠”。从1993到2004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从0.407扩大到接近0.5，成为世界贫富差距最悬殊的国家之一。而“社会不公”则更成为富裕后中国一切社会“症结”之源。

　　人们不应忘记，中国改革的初衷：摆脱“贫”实现“富”！但由“贫”到“富”需要一个过程，为此，邓小平在1985年改革之初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的问题，随后在各种场合多次反复提及。不过需要指出的是，邓小平每次提“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总要强调，“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为了带动大家一起富裕，共同走富裕之路”。1993年邓小平针对改革与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还指出，“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当年9月，邓小平与邓垦谈话时更明确警示，收入差距问题“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可见，中国改革实现由“贫”到“富”是总体战略目标，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仅仅是“共同富裕”总战略中的“阶段性战术要求”。

　　冷静分析“共同富裕”，真正实现的确不易，这不仅对中国，而且对世界，甚至整个人类都是一个“大难题”，一道至今未曾逾越的“坎”。纵观人类数千年文明史，尤其是阶级分化以后的历史，哪个国家不是首先“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可是，又有哪个国家在实现了“先富”后，又自觉走上“共富”之路？近代以来，资本主义创立的现代市场经济模式，就是一个能以最高效率实现“先富”的模式，但又因其尊崇的“丛林规则”本质上与“共富”要求相抵牾而相互排斥。对此，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制度进行批评性研究后所憧憬的共产主义远景，以及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曾实施的“平均主义原则”都不同程度地流露出对“共富社会”的探索与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