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的“悬念”

　　重庆的故事刚尚在“破题”，如何“解读”？结果怎样？充满“悬念”！

　　今天对重庆的关注，多集中于具有“传奇色彩”的操作层面，各种非议也由此而生。“唱红”被质疑为向“左”走，是逆时代潮流而动；“打黑”被指责为“黑打”，是以人治代替了法治；即使是倾力为“民生”，也被视为“政治秀”等等。不同的看法一直争持不下。

　　“重庆故事”有争议并不奇怪，甚至很正常，回顾中国改革开放之路，每一次重大社会转折、改革突破无不充满争议，改革之路几乎就是一条“争议之路”。改革至今，曾有过三次大的理论争议，而每一次争议最终都以旧时代的终结和新时代的开启为结局。

　　1978年，“真理标准”讨论，拉开第一次思想解放序幕，破除“个人崇拜”，终结“两个凡是”，以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而结束，党的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和改革；1992年，姓“社”姓“资”争论，邓小平南巡讲话一锤定音，走出“计划体制崇拜”，借助第二次思想解放，中国全面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7年，“公与私”讨论，突破“公有制崇拜”，第三次思想解放，最终迎来民营企业大发展。可见，从历史发展进程看，每一次争论结果都对中国改革进程起到助推作用。

　　所以，今天围绕“重庆故事”展开激烈争论本身就已说明，“重庆故事”是值得研究与探讨的，其最值得讨论的问题在于：重庆是否真正在探索破解中国科学发展面临的一系列新“难题”？如果“重庆故事”与中国发展“难题”正相对应，那么这场争论与上述改革中的前“三次争论”具有同样意义：驱动中国新一轮改革——走向“共富”。然而，就目前的争论看，似乎针对重庆操作层面的争议远远大于对重庆“核心价值”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