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指出，“廉价政府”应该是财政要追求的最高目标，这个目标表现在支出方面，体现为要遵循厉行节约和量入为出的原则。近段时间以来，国务院要求各中央部门推行“三公”经费公开，相当于公布“政府账本”，让人们评价一下是否实现了公共财政上“廉价政府”的目标。这也是现代民主政治中预算透明化和责任政府原则的体现。

　　实现这个目标的第一步，就是交出的“政府账本”须明明白白。然而，目前的情况并不能使人满意，时至今日依然有一些中央部门没有亮出账本；已经公开的一些部门账本迷雾重重，让人看不懂。

　　公开工作的进展不平衡、内容不细化、程序不规范，是这层“迷雾”的三种表现形式。这三种形式存在的共同原因，是一些部门缺乏公开的诚意。

　　记者调查显示，3月23日国务院常务会议之后100多天里，各中央部门公开“三公”消费的步调并不一致，有些直到目前仍未公布。不可否认，一些部门存在观望、拖延的心态。出现这种态度的原因，或许是等待其他部门先行“试水”，投别人的石，问自己的路，再根据公众反应决定如何公布账目；或许是旧有的官僚思维作祟，能拖就拖。甚至有的部门选择在周末公布，试图掩人耳目，蒙混过关。凡此种种，折磨着公众的耐心，损害了政府部门的公信力。

　　内容上的“宜粗不宜细”，大而化之，是一些部门“三公”公开引人诟病的一处“硬伤”。按照细化的程度，中国的政府预算科目设置了四个级别的指标，分别为类、款、项、目。从目前公布的情况看，有些支出的公开已经到了“项”这一级，但仍有很大部分依然停留在“类”上。还有专家指出，目前公开的预算均是功能分类，如“一般公共服务支出”等，而不是更为具体的经济分类，如接待、会务、购车等，这种粗放式的、瞒天过海式的公布方式直接导致公众对账目“看不懂”。

　　程序上的不规范，则导致了公众知情权、监督权难以落到实处，使人们无法采取有效的手段揭下“三公”经费“犹抱琵琶半遮面”的“盖头”来。预算法第七十三条明确规定：“各级政府未经依法批准擅自变更预算，使经批准的收支平衡的预算的总支出超过总收入，或者使经批准的预算中举借债务的数额增加的，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追究行政责任。”审计法第四十六条等条文也进行了相关规定，问题是对追责缺乏有效实施的手段。

　　今年5月4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财政预算公开是政府信息公开的重要内容和公共财政的本质要求，对于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加强法治政府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具有重要意义。当前财政预算公开工作进展不平衡，公开还不够细化，与人民群众的期望仍存在一定差距。

　　预决算的透明化、合理化是民主政治的基础内容之一，也是建立法治政府、责任政府的前提。此次“三公”预算公开暴露出来的问题，固然可以通过落实预算问责制等法制化的手段加以弥补，但更为重要的，是驱除一些部门及相关人员头脑中的“迷雾”，树立法治意识和公共财政意识。

　　公众对“三公”预算公开的关注，体现了纳税人意识和对公共财政的关心，行政部门必须从特权意识中清醒过来，意识到自己并不是公共财政这只“钱袋子”的拥有者，而只是一个管理者；不但要学会不乱花钱，而且要学会少花钱、花好钱，正如一个精明的管家才是好管家，“廉价政府”才是亚当·斯密意义上的好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