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率与通胀率是正相关，本轮价格上涨是诸多因素叠加

　　CPI持续高位运行，这是否意味着中国进入了“高通胀”时代？

　　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源向记者表示，还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国家在不同经济发展阶段，其物价上涨情况也是不一样的。一般说，经济增长率与通胀率是正相关，经济高速增长必然拉高需求，需求增大必然拉高价格。处于高速发展中的“金砖四国”基本都属于这种情况，其他一些国家像越南等甚至达到了两位数的通胀率。

　　姚景源分析，与改革开放以来几轮物价上涨相比，这次物价上涨的原因复杂。“历史上大的通胀主要是经济过热，特别是固定资产投资过热造成的。例如1994年的CPI涨幅是24.1%，但是1993年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是61.8%！所以以前解决物价问题的办法也简单，就是清理固定资产投资、紧缩信贷。”

　　本轮价格上涨的原因有国际的，有国内的；有短期的，也有长期的；有深层次的，还有现实的，是诸多因素叠加在一起。

　　首要的是货币因素。姚景源分析，正常情况下，广义货币增长速度应该是GDP增幅加CPI涨幅，再加上两个百分点左右的系数。按这个标准衡量，这两年我国的广义货币增速显然太高了。“流通中的这么多货币冲到哪里，哪里就有问题。为什么出现炒绿豆、炒大蒜、炒字画，甚至炒宣纸？因为流动性过剩。”

　　但是，姚景源认为，要历史地看待这两年的货币政策。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和对欧洲的冲击不一样。对欧洲主要是冲击金融体系，对中国冲击的是实体经济。最严峻的时候，我国有15%的企业倒闭，还有20%的企业被迫减产，上千万人失业。现在回过头看，我们当时只能而且必须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启动4万亿投资，否则不可能有今天的局面。“任何经济活动都有成本，有代价，保增长、战胜世界金融危机也有成本，就是今天的流动性过剩，并成为通货膨胀的重要原因。这是战胜世界金融危机不得不付出的代价，我们别无他路。”

　　第二是国际因素。本轮通胀比前几次多了输入性因素。过去我国对外依存度不像现在这么高。现在，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出口国、第二大进口国，原油、铁矿砂、铜矿砂的对外依存度都在50%—60%的水平。中国和世界经济已经结合成一体了，国际市场任何风吹草动都能反映到国内市场。

　　2008年后，各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方法主要都是“发票子”，全世界都是流动性过剩，所以直接推高了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今年一季度，我国出现了10.2亿美元的贸易逆差。仔细分析，我国进口数量没有大幅增长，但是用美元计算的进口金额大幅上涨了。比如铁矿石进口数量增加了14.4%，而以美元计算的进口金额增长了82.5%；黄金价格去年年初时一盎司刚过1400美元，现在涨到1600美元。“原材料、有色金属、原油等大宗商品价格暴涨，通过进口直接推高了我们的价格。中国作为第二大进口国，只能接受这种大宗商品价格的暴涨。这是以前没有遇到的，也是我们左右不了的。”姚景源说。

　　第三是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众所周知，中国的CPI中食品权重较大，为什么70%左右的涨价因素是农产品上涨？姚景源认为，目前农产品流通体系的组织化程度太低，企业规模太小，流通环节太多，流通手段陈旧落后，市场秩序混乱，是农产品价格波动较大的重要原因。为此，他近些年一直在呼吁改善农产品的流通体系。

　　“全世界绿豆、大蒜都不会成为投资品，但是中国出现了。这说明我们农产品的流通体系太薄弱了！”姚景源说，“我国农业一边是千家万户小生产，一边是千变万化大市场，两个‘千万’的对接是很难的一件事，可是我们把这副对接的千斤重担交给了农民，农民挑不起来啊！这需要政府来帮，支农惠农的政策只能加强，不能削弱，而且要从生产领域扩大到流通领域。”

　　第四是整个社会成本上升。比如农业生产成本，农药、农资、化肥、塑料薄膜的价格都在涨，农民务工成本也在上涨，这些成本上涨也为价格总水平上涨奠定了一个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