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上述海洋局人士承认，天津市有关部门耗时7年，花费了600多万元的调查、监测和评估费用和80多万元的诉讼费用，却仅在庭外的调解协议中，获赔数百万元的调查费用。“不要说生态修复，连天津市花的钱都收不回来”但该人士称，“此举也迫使应诉方按照将近2000元人民币/小时的标准请大律师，而由众多大律师组成的律师团耗费甚巨，应该说对排污企业起到震慑作用。”

　　此外，在此次溢油事故初期，中海油以非作业方为由，向本报表示“未掌握康菲中国的第一手情况”，并否定国家海洋局“推迟1个月公布事故”的说法，而国家海洋局近期多次高调批评的矛头也仅指向康菲中国。但中海油因在肇事公司中持有51%的权益，被斥为“推脱责任”。

　　对此，中海油相关人士向《经济参考报》回应称，中海油并未与康菲中国成立合资公司，上述51%的权益的持有也不等于控股。

　　记者获悉，长期以来，中海油在海域开采区块一般都和国外公司进行合作，双方权益一般为中海油占51%，外方占49%，开采生产出的石油由双方按照权益来分成。国家海洋局海洋法专家刘家沂表示，国家海洋局只负责要求作业方按时、足额交纳赔偿款项，至于中海油和康菲中国谁来理赔、怎么分摊，“是人家的事情”。

　　北海环境监测中心主任崔文林向《经济参考报》表示，“这次既不是油轮溢油，也不是岸上管道溢油，甚至也不是传统的海上开采平台溢油，而是溢油点很难掌握的海底地层裂缝溢油，在我国属于首例，给堵漏、清污造成极大困难。”

　　崔文林称，此次溢油事故会给渤海生态系统造成长期影响。“现在食用渤海湾海产品一两天还不碍事，因为海洋较其他水体具有更强的自净和稀释能力，但如果海洋污染程度不加控制甚至持续恶化，当地海产品致癌、致畸变、致突变的‘三致’可能性就会激增，这一点非常值得警惕。”崔文林称。

　　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一位官员向《经济参考报》记者提出三个建议：一是尽快建立海上溢油事故的联合处置机制，由交通部海事局、农业部渔业局、国家海洋局和生产方通过联席会议等方式，实现信息共享，避免重复劳动；二是尽快建立海上溢油应急响应基金，油企每生产一桶油应计提一定比例的款项进入国家专项账号，以避免海洋主管部门斥资为排污企业“兜底”，或者外资排污油轮交担保金后“跑掉；三是尽快建立海上溢油的法律法规，当前作为索赔依据的行业技术标准约束力差，而《海洋环境保护法》的相关条款过于笼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