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地方已经意识到这一点,并着手建立健全政府性债务管理机制:
健全严密、规范的政府新债控制机制。安徽合肥、芜湖、马鞍山、铜陵、蚌埠等市成立了政府投资管理委员会,对政府债务统一归口管理。重庆2010年首次将区县领导班子的债务管控水平纳入区县实绩考核,建立了债务风险指标预警机制等,区县债务规模增长得到有效控制,2011年、2010年和2009年债务规模基本持平,债务率始终控制在100%以内。
建立严格、有效的政府债务存量消化机制。2007年,安徽省全面开展化解县乡政府性债务,省级财政共安排近7亿元资金予以奖补。重庆市政府去年下发文件,明确了“消除乡镇债务、控制区县债务、优化市级债务”的分类管控政府性债务管理总体思路。
构建稳定、可靠的政府到期债务偿还机制。截至2010年底,广西壮族自治区本级及14个市政府建立了偿债准备金制度;山东有10个市本级和27个县建立了偿债准备金制度,全省的偿债准备金已达到71.27亿元;“十一五”期间,安徽省合肥市本级财力安排用于偿债风险准备的资金超过200亿元。
从妥善处理债务偿还和在建项目后续融资问题,到研究建立规范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中央坚持统筹近期和长远,兼顾治标与治本,提出了对地方政府性债务的“一揽子”解决方案。
平台如何解忧?
“降旧控新”从细从实,债务风险逐步内部化
地方债风险为人诟病,融资平台往往被推到风口浪尖。
截至2010年底,全国省、市、县三级政府融资平台公司总数达6576家,相应的政府性债务余额占债务总额的近一半。
法人治理结构不完善,内部管理级次多、链条长,资本金到位率低,盈利能力较弱……融资平台已成为银行业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面临的主要风险点。
未雨绸缪,方能有备无患。去年6月,《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应时而生。清理规范融资平台开始了。
从“逐包打开、逐笔核对、重新评估、整改保全”的十六字方针,到“分解数据、四方对账、分析定性、汇总报表、统一会谈、补正检查”的六个步骤,银监会多年来在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问题上态度鲜明,坚持不懈地做好风险提示和督促整改工作。
国开行安徽分行严把项目入口关,融资平台贷款要严格对应建设项目;根据项目特点设定相应的资本金比例、偿债覆盖率、抵质押率、贷款期限等风险控制边界,匹配对应的还款计划。坚持审慎的信贷原则,截至7月末该行融资平台贷款不良率为0.12%,低于其同期表内贷款不良率的0.27%。
“降旧控新”!各银行业金融机构着力推进平台贷款的退出管理、合同补正、追加抵质押物、增提拨备和提高资本占用成本等工作,从细从实化解既有风险、严控新增风险。
据中国银行业协会专职副会长杨再平介绍,截至今年6月末,确认现金流达到全覆盖、拟退出平台贷款管理作为一般公司类贷款运营的平台贷款2.8万亿元,涉及平台2900家。
融资平台基本上由地方政府主导,防范和化解融资平台可能出现的经营风险,关键还看地方政府风险意识强不强、采取的措施是否给力。
在政府融资平台建立最早、发展最快的上海,几大融资平台负债率均较低。资料显示,2009年和2010年,上海城投的负债率均控制在60%以下。上海久事2010年的负债率为45.3%。“这主要得益于上海市政府对投融资平台独特的制度设计,对我们的资产负债比例管理很严格,不会让一个企业超规模负债。”上海城投副总经理王志强说。
上海市政府每年都会召开一个内部联席会,明确政府投融资公司当年的目标和责任,调配不同公司承担公益项目的比重。
对融资平台债务管控,重庆市也不含糊,为重庆城投等8个大型投融资集团明确了“三个不”原则:一是财政不直接为“八大投”融资担保。二是“八大投”互相之间不能担保,防范“骨牌”效应。三是财政不为“八大投”提供借款,实行物理隔离,严控财政资金风险。
重庆市财政局局长刘伟说:“通过优化,重庆‘八大投’能够保持良好的资金流动性,也有优质的资产用于偿还债务。”
目前,融资平台清理规范取得了阶段性成效:融资规模迅速膨胀的势头得到有效遏制;保留的平台公司正在按照市场化原则规范运行,逐步实现债务风险内部化;银行业金融机构等对平台公司的信贷管理更加规范,政府违规担保承诺行为基本得到制止。
而彻底化解平台蕴含的风险,需有“堵”有“疏”。
安徽黄山市通过尝试资产证券化、引导国有优质资产上市等方式,积极推进政府性投资项目融资方式实现多样化,妥善处理在建项目后续资金。
市政债券和贷款互换,成为不少专家眼中实现融资平台债务“软着陆”的一个可行办法。屈宏斌就提出,发行市政债券并以其收益偿还银行贷款。这为地方政府发行新债(长期债券)以偿还旧债(短期债券)的展期打开了大门,从而缓解了对银行的违约风险。同时,为地方政府开辟了融资渠道,以透明和市场化的方式满足未来基础设施投资之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