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白的烦恼

　　2009年2月，志愿捐献器官的病人郭光明在中山市一家民营医院去世。高敏立刻赶去。

　　本来院长、医生都很配合，不料医院老板担心病人家属找麻烦，授意医务科科长拒绝此事。这位科长把住手术室的门，高喊：“看谁敢动？我不下命令，看哪个护士敢给你开这个门？！”最终，高敏不得不另外联系医院，将病人和家属统统拉过去。这一折腾，又耽误了十多个小时。

　　甚至还有医院说，不提供这项“服务”。“医生本来就是救死扶伤的，有人来奉献爱心救命，你为什么要拒绝一个善良的要求？”高敏始终不解。

　　然而，我国尚没有一部专门法律，能够确定器官捐献者的权利和义务，能够制约、纠正或惩戒这种阻挠，当然，更谈不上激励捐献遗体器官。

　　曾有一对老人找到高敏，提出捐献遗体的条件：“如果我们捐献遗体，将来儿子要是找不到工作，国家能帮助解决吗？这是我们唯一的后顾之忧。”

　　一位绝望的父亲，向她“请教”不损害器官的自杀方法，想以自己的身体换得病女的新生：“如果我自杀并且自愿捐献器官，我的女儿是不是可以得救了？”

　　自己都没有经济来源的志愿者高敏，无法回答这些要求。

　　捐献人体器官，实行自愿、无偿原则。深圳市红十字会与殡仪馆达成的协议是，为捐赠者家属免除遗体运输费、化妆费等部分丧葬费用。但高敏觉得，这还远远不够。

　　比如，为了保证所捐器官不衰竭，哪怕是依赖呼吸机也必须保证心跳，但这些抢救及维持费用，对深圳绝大多数外来打工者、特别是根本没有社保的那些捐献者来说，是个不小的难题。

　　2005年，一次偶然的机会，高敏遇见了中国红十字会中华骨髓库的一位领导。这位领导对她说，器官捐献也应该像中华骨髓库那样，建立一个全国性的数据平台。

　　这话让高敏怦然心动。但时至今日，人体器官捐献信息的登记和分配的共享网络“仍在探索”——说这话的是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他还说：“我们所缺乏的，恰恰是最核心的器官捐献法规和管理体系。”高敏深以为然。

　　今年4月，她在新华网发展论坛上看到这样一条消息：“我国有望年内实现申领驾照时进行器官捐献意愿登记。届时，居民在申领驾照时将对万一遇到车祸等意外情况死亡后，是否愿意捐献自己的器官以及捐献何种器官做出选择。”

　　在美英等发达国家，这已形成制度。然而高敏担心的是一个更加实际的问题，她每次上高速，应急车道俨然成了超车道，遇上塞车更是挤得满满当当，“就算别人愿意捐，救护车也飞不过去啊！”

　　他们都是睡着的好人

　　“您愿意在申领驾照时登记器官捐献吗？”在新华网论坛的“PK台”中，只有四千多网友表示“愿意”，却有八千多网友表示“不愿意”(截至2011年10月22日零点)。“死要全尸、入土为安”的传统观念，还在不少中国人的意识里存在——包括一些医生在内。

　　有一次，她对深圳一家民营医院的副院长说，能不能在他那里放一个器官捐献宣传牌。这位副院长吓得连忙摇头：“不行不行！要是把眼角膜捐献出去，那不成瞎子了？下一辈子生出来，肯定也会是个瞎子。”

　　有一对父母，在自愿捐献了女儿的遗体后没几天，哭着给高敏打电话：“他们都问我，你把女儿卖了多少钱？我受不了了。你把女儿还给我！”放下电话，高敏第一次失眠了。

　　有的老人，对子女撂下狠话：“要捐的话，先和我们断绝关系！”有的子女，不同意父母捐献的说法更为简单：“我们以后要拜你，去哪儿找你呀？”

　　“不接受捐献的人，可能有很多个不同的理由”，高敏说，“而愿意捐献的，可能只有一个理由。”她始终记得一位女孩去世前对她说的话：“让其他人不会像我这样，这么早就离开自己心爱的人。”

　　协调器官捐献10年间，她曾亲眼见证过一对80多岁老夫妻的吻别。就像妈妈抱着孩子，花白头发的老妇抱着老伴，轻轻吻着他、唤着他，直至老伴的心跳在显示器里成为一条直线。

　　她感动于一位56岁老交警的责任感，即便是在昏迷中，他还在喊着“上班上班、快点”，直到最后，都是喊着“上班”走的。

　　她还记得父子深情。面向父亲的遗体，儿子没有磕头，而是如虔诚信徒般长跪，匍匐在地，身体贴着冰冷的地面，号啕大哭。

　　至今，深圳市已完成62例多器官捐献和55例遗体捐献，其中，40例多器官捐献和41例遗体捐献都是由高敏一人经手的。只在今年，她就已经协调成功了2例多器官捐献、13例角膜捐献和15例遗体捐献。

　　据卫生部统计数据，每年仅有大约1万人能够接受移植治疗，同时约有150万人需要进行器官移植——这个更为悬殊的数字，使她觉得不得不继续。

　　有人批评她“好大喜功”。在医院、在献血站，至今仍有人坚持：“我们这里不需要志愿者。在这里服务是浪费青春和生命。”然而，也有人在公交上、机场里认出她，鼓励她。

　　天桥上的行乞者向她打招呼，清洁工把从家乡带来的大柿子留给她。一位捐献者的妈妈，在母亲节时，特别发来短信祝她节日快乐，让她注意休息，不要太劳累——但她刚刚失去自己的女儿。

　　高敏常常受宠若惊。如果不是这些善意，她很难找到坚持下去的理由。不久前，一位护士长问高敏：“接触那么多遗体，你晚上不会害怕、不做噩梦吗？”

　　她回答：“为什么要害怕？他们都是睡着的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