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广告电话、垃圾短信泛滥，以及各种“调查公司”如雨后春笋般滋生，表明公民个人信息交易存在巨大的市场。北京警方在调查赵鹏案件时发现，在网络论坛、社交群里都有大量求购不同类别和地区个人信息的需求。

　　“个人信息的泄露源自多方面，许多行业的工作人员都有机会接触、掌握大量公民个人信息。有些从业人员的法律意识不强，道德底线沦丧，使得保密协议和条款如同一纸空文，形成了庞大的网络交易市场。”北京市公安局丰台分局侦查员说。

　　而据办理北京最大非法获取公民信息案的检察官介绍，在互联网上存在众多以“侦探”等名义开设的QQ群等，这些聊天群组的成员通过互联网发布需求、互通有无，进行信息交易，使得泄露公民个人信息的途径延伸到多个行业、多个地域，“可以说在互联网上已经形成一定规模、覆盖全国、买卖便捷的个人信息交易市场”。

　　然而在对此类案件的审理中，依然存在对涉及公民个人信息犯罪的数量、情节法律规定模糊，公检法各部门、各地区的认识不统一等问题。特别是因为没有与出售、非法提供、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三个罪名衔接的行政法律法规，意味着行为人的行为在不构成犯罪的情况下，也不会被处罚。

　　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周汉华建议，一方面，司法机关在个案处理上，可以总结一些规律性的做法，比如说对“情节严重”的认定标准。另一方面，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可以在大量典型案例的基础上，共同研究出台相关司法解释，解决现行法律中的“模糊地带”。

　　同时，司法部门还建议，对掌握大量公民信息的电信、医疗、教育等单位，应严格限制有权限查询公民个人信息人员的数量，通过建立分级查询制度、明确责任追究制度等，防止公民个人信息外泄。

　　“政府也应当加强网络监管，要求网络服务提供商及时删除涉嫌侵犯公民信息的广告和链接，监管可疑聊天群组并及时做好记录工作，增加公民个人信息在网络上交易的成本。纵观世界各国，单独立法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已是大势所趋。”周汉华认为，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安全，最终的解决办法还是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