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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年前代理土地纠纷案入狱 79岁老人终“洗冤”
2017年05月17日 08:55:44 来源:中国青年报 张渺

(原标题:79岁老人“洗冤”26年:因代理土地纠纷案入狱)

  张军

  张军今年79岁,把一个罪名背了26年。

  乍一看,他的生活,和其他退休老人没什么不同——他家阳台架子上,放满了君子兰盆栽,鱼缸里游着4条金鱼,练字用的桌案就放在鱼缸对面。

  但在一墙之隔的书房,书桌上搭着的三排书架被一摞摞文件塞得满满当当。那是张军用了二十多年收集而来的资料和证据,用以证明自己无罪。

  被判有罪之前,张军是山西省政协政法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中国农工民主党山西省直主任委员,也是山西省第二律师事务所的兼职律师。和法律打了10多年交道后,在他代理的一场土地纠纷中,张军在那些熟悉的法条里跌了一跤。

  最终把他送上审判席的案子中,山西省晋中市昔阳县安坪乡政府,起诉下辖的庞家峪村委会,占用了位于庞家峪河滩上的454.1亩耕地。张军是被告村民的代理律师。案子败诉,村民不服,到山西省人大、省政协等部门上访申诉。被认为与此有关连的张军以受贿罪、诈骗罪、教唆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判决罪,数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

  26年间,他得到了包括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刑事业务委员会主任田文昌、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原审判员田太镜在内的律师和法官的声援。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撤销原判,指令再审,但经历两次重审后,79岁的张军依然背负着教唆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判决的罪名。

  如今,曾经在一审判决中被判划归公社所有的土地,重新划归庞家峪村村民集体所有,土地早已承包出去,种满了桃树。这么多年来,张军一次都没有踏足过这里。

  他没了工作,申诉,成了他生活的重点。为证明自己无罪,张军收集的材料摞起来足足一人高。

  一页一页翻过这些薄薄的纸张,他的手都在发抖。这里面有庭审记录,有会议记录,有盖了章的票据,还有媒体报道的剪报。

  最多的是,法庭上证人证言的复印件,名字上面都按着手印。他把这几十页证词专门收成了一整本,小心翼翼地包起封皮。

  “这些都在法庭上质证过的,是有效的证据。”他解释。但是踩着这些厚厚的材料,他还是没能爬出有罪的阴影。

  他是新中国恢复律师制度之后,第一批拿到律师执照的人。早年他在医院工作,有医患纠纷了,他经常作为医院代表,坐在法庭上当被告。那时案子总输,张军不明白为什么,觉得学了法律,就能“说些什么,做些什么。”

  可现在他觉得,就算学了法律,很多事还是“想不通”。

  庞家峪村产生纠纷的454.1亩耕地,在“文革”期间“学大寨”运动时,被公社征收修过“大寨田”。

  村民败诉后,时任山西省政协主席的李修仁曾在村民的申诉书上批示:“对这起土地纠纷案要进行民主监督……论证一下究竟这个判决对不对。”张军去当时的国家土地管理局咨询并为庞家峪村村民递交申诉材料,正是接受李修仁的指示。

  可是,1990年6月8日,他上午去开了个庭,下午就接到了逮捕令。张军当场就把逮捕令揉成一团扔了。

  后来,他在看守所里待了半年,等来了一审。作为被告站在法庭上时,张军觉得“难以置信”。离开法庭的时候,他被塞进车里,当时还未成年的小儿子追出来,在车子后头喊着“爸爸”。

  车子开了,小儿子就这么追着,喊着,直到车子开远。

  很多年,这个场景一直时不时地出现在张军的梦里。有好多次,他都是哭着从梦里惊醒,发现眼泪把枕头打湿了。

  就在张军服刑期间,他的妻子郭章梅也被逮捕,以包庇罪被昔阳县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1993年,郭章梅被提前释放,4年之后又被宣告无罪,恢复公职。

  同样做过律师的郭章梅,宣告无罪后重新拿回了律师资格证,但张军的律师资格早就被吊销了,已经失效的证书,仍然搁在他书房的抽屉里。

  在郭章梅的印象里,这位79岁的老人,26年里几乎都没有开怀大笑过,眉头总是皱着。他看人时,目光也总显得很凝重。一提起自己的案子,老人眼睛里就有按捺不住的怒火。

  老张的脾气越来越暴躁,郭章梅和孩子们都顺着他。“我知道他有多难受,好好的一个人,突然就背着这么个罪名,他委屈呢。”她说。

  郭章梅念着他从前脾气好的时候,但她也觉得,老张的性格,也有始终没变的地方:“他一直就嘴太快,太能得罪人了。”说着,她瞥了一眼坐在对面沙发上的老张。

  “我改不了。”张军立刻一扬脖子说。

  1995年,张军因病“保外就医”。一离开监狱,他就递了申诉材料上去,他从省人大、省政协,一路找到了全国人大。

  “说我受贿15000元,那是村民委托我代管的办案经费,有庞家峪村村委会给我写的委托书,盖了公章,后来他们都取回去,写了收条。说我诈骗的3000元,那是别人报销的,跟我本来就没关系,这是饭店老板的证词。说我教唆拒不执行判决,跟村民说的那些话,他们都能证明,我没说过。”张军说。材料里许多地方都用红笔画了线,张军用手指比着这些地方,一个字一个字,念给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听。

  2001年3月,张军的案子再审了,山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决,撤销了他的受贿罪和诈骗罪,维持教唆拒不执行人民法院判决罪。2003年,最高人民法院下达裁定书,裁定张军的教唆罪“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撤销原判,要求地方法院再审。

  当时,张军真的以为,自己离“无罪”已经不远了。

  “土地的案子都解决了,为什么我的案子还留着个尾巴?”他疑惑。

  昔阳县人民法院重审张军案,对最后的教唆罪,给出的证据和原审时没有不同。其一是张军在《山西政协报》上发表过一篇《证据不力的判决》的文章,“制造舆论,煽动群众”,其二是当初村民的证言。

  庞家峪村农民梁万喜,曾在一审法庭上指证过张军教唆。但是在接受采访时他对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说“那些话其实张军没跟我们说过”。

  他把翻供的证词写了下来,交给了张军。然而除了证人的口供,张军没有别的证据能证明,当初这批证人的教唆罪证词,是在“逼供、诱供”情况下作出的。由于证据不足,昔阳法院没有采信。

  2014年,山西省晋中市中级人民法院再次驳回了张军的申诉,维持原裁定。此后的3年,一切都仿佛是停滞了。张军甚至打听不到,自己这案子卷宗究竟在哪一级法院搁着,在谁手里。

  “前前后后,已经审了11次了。现在就是在等我死呢,反正我已经老了,人死案销。”张军坐在沙发上,挥着双手激动起来。

  这几年,张军越来越关注翻案的新闻,包括聂树斌案、呼格吉勒图案、张高平叔侄案。“现在贯彻‘疑罪从无’了。”张军说。

  根据疑罪从无原则,证据不足的时候,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应当作出无罪判决。“要是现在再判我的案子,也应该是判无罪的。”

  对自己的案子,张军仍然怀抱着希望,有时又担心等不到了。他许多次回到当初工作过的政协大楼。当初他的办公室在一楼,他被带走之后,私人物品被清理了。办公室的门上一度被贴上过封条。

  偶尔他从窗户外面经过,会给别人指,“这是我以前的办公室”。当初他就是在这里接待了庞家峪村的村民,一幕幕画面,都像是刻在脑子里。

  可是如今,遇见以前的同事,他都不愿意跟对方打招呼。“人家知道我的事,未必愿意理我。”他说。

  张军住在一个没有电梯的老居民楼,下楼出了小院儿就是街道,双向两车道的路上汽车很少。这里的住户大多都上了年纪,邻里之间多半彼此认识。早些年张军刚出事儿的时候,也有邻居在背后指指点点,说几句“不太好听的话”,觉得他是“坐过牢”的人。

  小院里有一块公共用地,其中有两平方米大的一块,张军常年在上面种了蔬菜。后来,有一户邻居也想要这块地。邻居没有选择跟他“好好商量”,反而以张军坐过牢的事情为由头,人前人后地骂了起来。

  “好像是想要把我臊到自己不好意思去种那块地了。”张军无奈。

  天气好的时候,张军每天会下楼两次,在小区附近的公园里散步。街坊邻居三三两两聚在树底下棋聊天。他远远看着,从不往人群里去凑热闹。

  张军的眼睛近些年不大好了,看东西越来越不清楚。他去医院做检查,得到的答复是,他的视力或许快保不住了。

  “还能在坚持几年?”他问,“能有三四年吗?”

  医生点头,他觉得安心了一些。他怕等到无罪判决书握在手里那天,自己却看不到上面的“无罪”两个字了。

标签:张军;山西省;案子;无罪;证据;村民;教唆;申诉 责任编辑:蒋敏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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