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假记者之争

　　记者注意到，自从兰成长被打死的新闻传播开来，关于真假记者之争便成为社会舆论焦点。新闻业内人士认为“其实许多人仅仅都是想当然地理解记者，所以便有这样的争议”。

　　记者查阅了相关新闻学资料，这些资料对记者是这样定义的：

　　广义的记者，泛指新闻工作者，也就是新闻行业中的所有从业人员，包括采写、编辑、管理、印发、发行、广告、通联、后勤、广播电视播音员、广播电视节目主持人等各个环节的工作人员。还包括：特约记者、通讯员、自由撰稿人等，这些人员都是业余新闻工作者，编制在媒体之外，但与媒体有紧密的业务关系。

　　狭义的记者，是在新闻媒体中从事采集、制作新闻成品的人。包括记者、编辑、新闻节目主持人、新闻摄影、新闻出版者等。

　　纯新闻学意义上的记者是，专门在各种新闻事件现场从事新闻采访、核实、调查报道的新闻工作者。

　　其实这些解释也仅仅说明了什么是记者。那么什么是真记者？什么是假记者？什么又是黑记者呢？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常务副院长高钢教授认为，“真正的记者就是以守望公众利益为目的，忠实、迅捷地向社会报告事件真相的新闻工作者。”“什么是真记者，就是报告真相，向公众讲真话，报道受众生存状态的真实变化的人。”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系副教授周泽认为：“记者的真假并不是以有没有新闻出版总署核发的《新闻记者证》为标准；不是以是否在著名大学里学习过新闻专业为标准；不是以是否在著名媒体里工作为标准；不是以是否手握话筒肩挎相机为标准；当然更不能以是否过上了高尚生活为标准。”

　　“记者的真假根本上不能以有无新闻出版总署核发的《新闻记者证》为标准，据中国青年报去年报道，目前在中国拥有这个证的新闻从业者不到18万，如果按照这个标准，那么全国将会有52万新闻从业者都是假记者了。另外中央电视台大约70%的人是没有这个证的，是不是那里便是中国假记者中心呢？”

　　记者从新闻出版总署的中国记者网上查询，发现大同市委机关报《大同日报》、《大同晚报》在这里登记的有证记者人数分别是19人和20人，而这两个报社的人告诉记者，他们实际从事新闻采编的人员分别为123人和70人。

　　“真记者就是讲真话、报道真相的新闻工作者，凡是传播谣言、捏造故事、编造新闻等说假话的新闻从业者都不是真记者，即使他拥有《记者证》，他依然是一个假记者。”前《南方周末》记者何三畏认为，“传播假消息的人才叫假记者。”

　　“还有一些新闻从业人员，虽然同样拥有《记者证》，却凭记者之身份，以新闻报道之名义行敲诈及招摇撞骗之实，这样的新闻从业者就是黑记者。”

　　“假记者在大同已经泛滥成灾啦。”

　　大同市新闻中心主任谷盛明见到记者后，不断重复着这句话。他还进一步解释说，“在大同活动的所谓记者至少有600人。”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前提是大同的煤矿问题实在是太多了！”当地媒体的一位资深人士说。

　　在大同期间，几位煤矿老板告诉记者，这几年假记者太多了，让我们防不胜防，确实令人头痛！

　　他说，这些年国家对安全生产设施不达标的煤矿打击很严，但煤价这么高，利润确实好，于是许多人便偷偷摸摸地出煤。但是老有记者来采访，搞得我们没有办法赚钱。面对这样的问题，大家都采取息事宁人的办法，出点血，花点钱，大家出来不都是为了钱嘛，一般花上万把块钱便可以搞定。

　　他还告诉记者，这两年发现这些记者当中许多都是“冒牌货”，根本拿不出记者证。可是，私下出煤又是违规的，矿主一般不敢报警，或者私了，或者吓唬吓唬他们就算了。

　　“我是被逼上这条道的”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山西记者说，“我当初刚进新闻行业的时候，也想做一个有新闻理想的好记者，但是，事实却把我改变了。刚开始很兴奋，想着为民请命，认真地做一些有舆论监督的报道，虽然有人阻挠但我还是坚持做，但是后来发现这样的稿子不仅很难做，而且还得罪人，同时收益还非常少。记者是靠稿费生活的，有时候做了好半天这种稿件，不仅受罪耗时，反过来收入还没有人家在家瞎编的人挣得多，如果完不成任务，就得下岗，朋友们劝我还是现实点，老婆也在劝。

　　“更重要的是，写这样得罪人的稿件，每篇也就一二百元的稿费收入，好多次，我去做这样的调查，人家监督对象给我钱，起初我不要，后来听说报社许多人都在收这个钱，又加上自己上有老下有小的，于是也便开始收钱了。

　　“其实我曾经也写过一些稿件，我不要钱，回来把稿件交给部主任，稿件总是不发，后来久了便知道了，人家把我的领导搞定了。我想想，自己又何苦呢？

　　“后来看到，人家整天给一些政府企业吹牛皮说假话的记者不仅穿得好吃得好，而且还有了不错的汽车开着，我也开始学习了。

　　“一方面是吹牛皮，另一方面确实找不到吹的对象了，就去采访有问题的企业，一般不会空着手回来的。有些政府部门也有问题，照样可以从他们那里拿到封口费。”

　　对此，一位资深媒体人士认为，这样的问题不仅存在于一些中央级的大媒体，而且广泛存在于省地县各级新闻媒体中。许多媒体、记者成了新闻资源与权力的寻租者。尤其在一个如此功利与人们普遍追求实惠、现实的时代，做纯新闻、追求理想越来难以经受现实的考验，许多新闻从业者面对各种各样的“好处费”，便会渐渐放弃坚守，而随波逐流。更为严重的是，一些记者好处费收久了，便会产生“习惯性收钱”的新闻报道工作心态。做真新闻、当真记者的人在现实中处境尴尬，一些拿着记者证的假记者、黑记者却成为让许多年轻人羡慕与学习的“榜样”。

　　“假记者泛滥成公害”

　　不仅一些在媒体工作的新闻从业者知道，新闻资源可以换取利益，整个社会也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这个问题。当一些企业想把自己的产品推广出去的时候，往往会找几个记者写几篇“软文”，于是社会上还出现了一批专门为企业与记者牵线搭桥的“掮客”——如各种名目的文化传播公司、公关公司等等。

　　做这种“掮客”的不仅有企业、组织，也有一些大腕记者们，他们吃两头，一方面吃企业政府部门的“宣传费”，另一方面专门吃媒体舆论监督的“灭火费”。

　　有权威的传媒界人士分析，在这些吃“宣传费”及“灭火费”的人群中，还有一小部分媒体从业人员充当起了违法违规企业和单位的顾问与“危机公关部长”，成了违法乱纪的“保护伞”，专门帮这些单位协调所谓的“社会关系”。

　　据了解内幕的人介绍，每当有煤矿发生矿难什么的，有记者来到这些煤矿，常常会有个别人站出来或者是在背后出谋划策，给什么记者多少钱、来什么记者应该怎么对待等等。

　　山西媒体的同行告诉记者，导致兰成长被打死的一个关键是，有当地的媒体人士专门为煤老板“侯四”充当“传媒顾问”。警方的材料显示：当有记者来煤矿时，“侯四”不断向一个名叫“孟二”的媒体人士咨询，以确认兰成长是否是真记者。“孟二”，真名孟润利，据《法制日报》山西记者站介绍说，孟是《法制日报》山西记者站驻大同的工作人员。

　　因为听说做记者“油水”大，有人便生出了冒充“记者”的主意。一些社会闲散人员，专门参加一些单位的新闻发布会，甚至有人因此而发了财，这些人是彻底的假记者。还有一些“聪明人”，发现进行“舆论监督”同样也可以发财致富，于是便出现了一批专门从事“舆论监督”的假记者。

　　2005年1月10日《北京晨报》题为“山西：假记者泛滥成公害”的报道称：据了解，2004年春节过后，山西省冒出十几家非法期刊社，从事非法新闻采访活动。对此，山西省多次进行专项整治。仅2004年，山西就取缔非法期刊社、工作站、记者站21个，移交和警方抓获的假记者17人。

　　报道称：2004年12月9日，几名自称是中央某新闻单位记者的人来到山西省蒲县小柴沟煤矿，用微型摄像机在煤矿拍了几个镜头后，便匆匆离开。随后，他们以该矿以前发生的一次事故为借口，多次向该矿矿长赵新华索要13万元“封口费”。面对威胁，赵新华向警方报了案。在民警面前，这几人拿出了他们所谓的“记者证”和“调研证”，其中有两名自称是《中外市长》杂志社的，还有三名自称是《中经前沿管理研究中心动态决策》杂志社的。经查，这几个人的证件都是假的。

　　警方进一步调查得知，早在2004年7月18日，这几人在蒲县燕子山煤矿用同样的手法敲诈勒索16000元。警方还在他们身上搜出了敲诈时的录音以及得逞后的收据，其中涉及山西、河南、陕西3省20多个部门。

　　记者在太原、大同等地发现，驻当地的中央和外埠媒体的记者站为数不少，并且有些媒体的名字非常陌生。一位当地媒体的记者说，在山西设立记者站的媒体有80多家。在大同街头记者看到一些高档轿车上，前挡风玻璃后边放着很显眼的“某某报”“某某周刊”等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