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名乡镇干部在信访工作中的真实经历，而且这种经历还在不断继续。作为中国最基层的行政工作人员，他们的行为被上访者、上级部门、新闻媒体等做着形形色色的解读。然而，当真正走进他们，你才会理解他们的无奈和隐衷。一个基层信访干部的生存状态，折射着体制的痼疾，也在砥砺着那些“习以为常”的神经。这，值得我们深刻反思！

　　干部“截访”的心路历程

　　我在乡镇工作十几个年头，从事信访工作6年多，10多年来在几个乡镇干过，从一名普通的工作人员成长为分管信访工作的镇党委副书记。自从分管信访以来，我天天胆战心惊，如履薄冰。

　　李水富(化名)是一名远近闻名的老上访户，至今未婚、无业。从17岁随父亲以“受迫害”为由上访，30多年来，他几乎每年都要在重大会议召开时(如中央、省、市级“两会”等)上访。他一旦进京，或到省上、市里，镇政府都要安排专人去接访，甚至中途截访。每次接访，我们都要安排两人以上去，到省城、北京来回一趟，每次差旅费少则三五千元，多则上万元。

　　近年来，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每到全国“两会”等时期，镇里都要派出5名干部24小时跟随李水富，陪吃陪喝陪睡陪上厕所，一次耗时半个多月。如果一年下来有多个敏感期，每年单是稳控他一个人的费用就多达数万元。如一不小心失控，还要到火车站、汽车站分头堵截，堵不住就到北京接，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

　　一次，一位领导来市里视察，根据上级指示，李水富等“不稳定分子”一定要在监控视线之内。所在镇政府安排两人提前3天到其住处进行监控。当我们过去时，李水富不在家，这可急坏了工作人员。经过四处打听，得知他父亲生病住院了，工作人员立即赶到医院，在医院附近蹲点。大热天，负责监控的2名工作人员站在楼顶，晒得像“黑鬼”一样。由于每2个小时要向领导汇报一次李水富的去向，有时遇到他在房间打瞌睡，工作人员看不到他在房间里晃动，心里就发毛。由于不能惊动李水富，只得托请院方人员亲自到房间观察一下方可放心。如此心神不安一连几天，直到领导视察完，“盯梢”工作才算结束。

　　在我们镇，既有李水富这样的个体上访案件，还有诸如未转正的民办教师、对补偿不满意的拆迁户等集体上访案件，每到重大敏感日期，都需要专人监控。一旦失控，我们必须围追堵截，确保他们不进省上京，实在控制不住，一旦到了省城和北京，也要想尽一切办法在信访登记机关“销号”(不被上级机关记录)，确保不被“一票否决”。

　　“一票否决”苦了基层党委、政府

　　多年来，基层乡镇为了信访稳定工作，设立了信访部门，投入大量资金，安排了一大批人员从事这项工作。前几年，信访部门是个群众的出气筒、社会的减压器。自从实行了信访“一票否决”制，上级信访部门成了“香饽饽”，只是苦了最基层的乡镇党委、政府。有些群众上访，确实是由于个别政府部门或干部不作为、乱作为的原因。有些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政治素质差，三言两语想把群众打发走，能一天解决的拖上一个月，更有甚者办事不公，恶语相加，激起了群众不满，造成上访案件。

　　不好处理的是，有些上级机关的个别接访者乱表态，致使当事人诉求越来越高，越来越不切合实际，一个小问题多年得不到解决，成了大问题，最后诱发了越级上访。由于信访工作实行“分级负责，归口办理”的原则，但是对不负责、不办理的上级机关和部门却没有实质性的处理措施。慑于上级“一票否决”的威力，许多乡镇对上访人除了付出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去围追堵截外，别无他法。有时，还得委曲求全，不得已做一些让老实人吃亏、“会闹腾的”赚便宜的事来。

　　最难解决的是一些比较棘手的群体性上访案件，在我们这里有一个村，村里有两大家族，每次村委会换届，双方都争得不可开交。如果一方上台，另一方就聚集人群挑毛病、找茬子，将问题都找到了“文革”期间，找到了十几年前的土地承包问题上。他们经常为了一些历史遗留问题争执不休，镇政府领导换了多茬也难以解决。许多村民认为上访就能解决问题，上访就能引起更高领导的重视，致使我们的工作天天忙于接访，许多日常的行政事务根本无法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