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很多大学毕业生在目前就业形势面前举手无措，忧愁犯难。其实就业难并不始自今日。75年前的清华大学毕业生季羡林也曾面临就业难的窘况。季羡林曾经著文详细回忆自己的那段经历。他是怎么解决这一难题的呢？他是先就业，然后寻找新的机会。这种做法对当今即将毕业的学子或许可以起到参考作用。

　　留学无望，饭碗难抢

　　1934年夏，季羡林在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德文专修科毕业，成绩是4年全优。但横亘在23岁的天之骄子面前的是两大难题：其一，季羡林大学毕业之时，在济南黄河河务局当小职员的叔父正好失业，一家人生活没了着落，家庭经济实际上已经破了产，贫窘之状可想而知了。其二，当时大学毕业生就业并不容易，尤其是学人文社会科学的受歧视，找工作就更难。从1933年下半年开始，季羡林就经常忧虑毕业之后的去处。

　　出路有没有呢？当然有，那就是找靠山和出国。

　　季羡林出生于济南的小户人家，没有什么大官的社会关系。他也没有像他的清华同学那样，去找南京国民政府的要员们。他吹拍乏术，只有等待命运的安排。

　　季羡林当然也想出国留学，但以他的家境，私费留学根本没有可能，而官费留学，更是不可能，因为当时只选理工科学生，社会科学受到歧视，出国留学希望甚微，只得四处奔走去找工作。但找工作又碰了钉子，他陷于极端痛苦之中。快到秋天了，“饭碗”还没有拿到手，如何向家人交代呢？季羡林形容自己的心情：总而言之，我大学一毕业，立刻就倒了霉，留学无望，饭碗难抢；临渊羡鱼，有网难结；穷途痛苦，无地自容。

　　正在无路可走之时，一个意外的机会来了。山东省立济南高中(也就是季羡林高中三年级的母校)的校长宋还吾先生托人邀请季羡林回母校教国文。这对季羡林来说，真好像是大旱之年遇到了甘露，使他绝处逢生。原来，季羡林在大学期间写的散文，有一些发表在颇有权威性的报刊上，在全国已有了点名气。在母校老师们的眼中，凭这几篇散文就足以把他当成作家。而当时的逻辑很简单，既然是作家，自然能教国文。可季羡林心里直打鼓，要教国文，就要把学的莎士比亚、歌德，换成屈原、李白和杜甫，一时间换得过来吗？既然饭碗还没有拿到手，也就只有横下一条心了：你敢请我，我就敢去！

　　初为人师，如履薄冰

　　到济南高中教书，季羡林考虑最多的就是“面子”问题，因为当时中学生颇有“架”教师的风气。所谓“架”，就是把不称职的老师赶走。自己会不会也被“架”？但为了饭碗，也只好让面子退居二线了。他当时的想法是：我反正是瘸子掉在井里，捞起来也是坐。

　　山东省立济南高中是当时全山东唯一的一所高级中学，师资队伍实力雄厚，工资待遇也很高。国文教师的待遇更是优渥，每个月可以挣到160块大洋，是大学助教的一倍。当时大学教授的薪金是320块大洋。

　　原来只是以为由于几篇散文出了名才被邀去济南高中教国文的，但进了学校之后，才知道个中原因并不是这么简单。

　　从其他教师的谈话中，季羡林才了解到，原来是校长宋还吾想把本校的毕业生组织起来，好在“对敌斗争”中助他一臂之力。

　　当时山东中学界抢夺饭碗的搏斗是异常激烈的。常常是一换校长，一大批教员也就被撤换。每个校长身边都有一个行政班子，教务长、总务长、训育主任、会计等等，一应俱全，好像是一个内阁。外围还有一个教员队伍。这些人都是与校长共进退的。这时的山东中学界有两大派系：北大派与师大派，两者勾心斗角，争夺地盘。

　　在这样复杂的环境之下，季羡林进了济南高中的大门。他深知自己能吃几碗干饭，所以进校时，心虚是在所难免的。他如履薄冰地走上了济南高中的讲台，拿起了国文课的教鞭。

       仓皇之际，柳暗花明

　　对于季羡林这样一个刚从西洋文学系毕业的年轻大学毕业生来说，教国文怎么会应对自如呢？

　　幸好，季羡林在这段时间里，还继续写散文。有一篇寄给郑振铎先生，他当时在上海主编《文学》，立即刊登了。而且郑先生还写信来，说他正在编一套丛书，要把季羡林的散文编成一个集子，在丛书里出版。只是时间太紧，集子没有编成。此外，他还在一家大报上主编一个文学副刊，可以为学生刊登一点好文章。这样一来，季羡林自然在学生中很有威信，且对学生极有吸引力，再加上他年龄与学生相仿，没有什么架子，不摆“师道尊严”，把学生当成自己的伙伴，因此，与学生的关系相处得很好。

　　春夏之际，正是中学教员最紧张的时候。在教员休息室里，经常听到一些窃窃私语：“拿到了没有？”不用说拿到什么，大家都了解，这指的是下学期的聘书。有的神色自若，微笑不答。这都是有办法的人，与校长关系密切，或者属于校长的基本队伍。只要校长在，他们决不会丢掉饭碗。有的就神色仓皇，举止失措。这样的人没有靠山，饭碗掌握在别人手里，注定是一年一紧张。

　　夏天的济南高中，景色更美了。但上中学时便有“诗人”之称的季羡林，这时却一点诗意都没有，优美的园景不再引起他的注意。他的耳边，似乎只有一个声音：“拿到了没有？”

　　突然，一个意外的消息从母校清华大学传来：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教授同德国洽谈，促成清华大学与德国的大学建立了交换留学生制度，与德国学术交换处签订了一份合同：双方交换研究生，路费、制装费本人负担，食宿费相互由对方负担。

　　德国留学生在中国每月30块大洋，中国留学生在德国每月120马克，条件对双方来说都不理想。

　　在德国，120马克也只能勉强支付食宿费用，而官费德国留学生每月有800马克，那就比较富足了。季羡林抓住了这次机会，虽然只有120马克，但是毕竟实现了自己的出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