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月25日下午,解放军301总医院季羡林先生的病房里喜气洋洋。墙上横挂起长长的一串红色“福”字剪纸。牛年来了,季老的床头挂上一只憨态可掬的红色绒布小牛。精神矍铄的季先生管自己今年病房里的春节大菜叫做:“团团圆圆”。季羡林一家包了喜迎团圆年的饺子。季先生品尝完了“团团圆圆”以后,又其乐融融吟出两句古诗:“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
布衣情怀
按照中国老百姓讲究虚龄的传统说法,季羡林先生今年99岁了。因为健康关系季先生住在北京解放军301医院已有几年了。季先生现在身居恒温病房,病房的门厅里摆放着一幅与温总理的合影,温家宝总理已经多次来医院探视季羡林。季老的桌旁立着一尊屈原的塑像,正墙上有冯其庸的一幅书法:“道德文章警顽声”。季先生身穿白色条纹病装,谈笑如常,思路敏捷,应答自如。现在季先生基本不亲手动笔写作了。临别时我们想与季先生合影留念,先生欣然点头应允。记得1998年北大百年之际,编辑了一套北大老学者随笔《七星文丛》,到朗润园向季先生求序,担心季先生身心劳累,预先起草了一篇底稿送去。过了半个月再去北大取稿时发现,季羡林先生完全重新写了序言,老人诚恳地笑言:“自己的文章要写就自己动笔写,要不就不写。”
千禧年前后,我们组织了一套老文化人随笔《空灵书系十册》,收入季羡林先生一集《老猫》排在书系首位。向未名湖畔三雅士之一张中行先生约稿并且访问时,中行老评价说:“季羡林有3种难能:一是学问精深,二是为人朴厚,三是有深情。三种难能之中,我以为最难能的还是朴厚。像他这样的学人难于找到第二位。”在向张中行先生的几次请教中,发现张中行平时身着的旧布上衣好像都是中式对襟或者中山装,而且他的中山装跟季羡林先生穿的一样,都是深蓝色上衣,黑色圆口布鞋,冬天时还常戴一顶手工针织线帽子。
第一次访问季羡林是在北大东语系举办的“季羡林教授执教四十周年”庆祝活动上。这一年先生75周岁。一位早年从学北大哲学系的老人告诉我两件季先生的校间传闻。一件是:北大学子正在校园里说说笑笑往来时,一看到季老在前面,学生们便会主动放慢脚步压低声音。可是古稀年龄的季先生并不知道,依然拄着拐杖慢慢前行。学生们尾随老人身后,没有人越到他前面去。另一件是:有一年大年初一清早,季先生打开了自家屋门,看到门口前雪地上写有一行一行祝福季先生的话,但是没有留下名字。后来,我还把这两个小故事讲给季先生听。先生点点头说,这些事情也有人告诉过他。事隔多年,我仍然记得十分清晰。这一次访问季先生时,先生不穿西装不打领带,朴素的旧中山装,他关心地问我:“你也是咱们北大的学生吗?”我迟疑了一下,不知怎么回答。忽然,季老用他温和的双手握住我拿笔的手,没有一点架子。
越老工作干得越多
现在《季羡林文集》已经编辑到了30多册了,总算起来大约有1000多万字,可谓著作等身。翻开《季羡林文集》可以读见这样深奥的题目:“吐火罗文A中的三十二相”,“梅呾利耶与弥勒”,“浮屠与佛”,“列子与佛典”等等。季羡林这样的学问是一般人所不及的。1998年7月在沪上探望季羡林老友王元化先生,王元化专门表达对季羡林学问的称赞,说季羡林就连给老朋友过八十生日也文文气气的,写上一篇大文章当做寿礼了。说着王元化先生还乐陶陶地拿出了季羡林给王元化的八秩寿文《关于中国美学的一点断想》,当场宣读一段:“汉文中有一个品字与文艺理论有关。中国古代有两本关于文艺理论的书都名《诗品》。一钟嵘作,一司空图作。按《说文解字》:品,众庶也。从三口。凡品之属皆从品。这个解释与文艺理论无关。在《康熙字典》中有‘品尝’一个解释,这就与文艺理论挂上了钩。”王元化告诉我,其实季羡林的这封贺寿文并不简单,它是在探讨中国文艺理论的“失语症”问题呢。再读季羡林下面的文字,就跟他的专业印度文化牵上关系了。
要知道,季羡林先生的大学问是从幅员广大的田地乡间,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走过来的。
季羡林1911年8月出生在山东省清平县(现改为临清市)一户农民家庭。因家境贫寒,少年季羡林背井离乡投奔济南叔父。在济南他读完小学、初中和高中,高中毕业后考入北京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毕业后回到济南高中任国文教员。1935年24岁的季羡林被录取为清华大学与德国的交换研究生赴德国,进入哥廷根大学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等小语种,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46年回国担任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可以说季羡林从一个农民的孩子起步,从学以后是一口气读到博士的。新中国成立后,季羡林仍任留在北大担任教职,1956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还曾当选第二、三、四、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和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北京大学授予他“终身教授”荣誉。我已经估算不出季羡林培养出多少天下桃李。北大中文系教授谢冕曾说过:“经季先生认定,我应当是他的第五代弟子了……”
季羡林并不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斋学者。先生有时相当入世,他胸中承载天下万物,时时守望着自己的民族、自己的国学。季羡林一直保持着独立思考的学术精神,尤其在学术问题上绝不人云亦云,有时甚至比较超前。比如和谐的问题,其实早在20多年前季羡林就已谈到了。他指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就是和谐。人与人要和谐相处。人与大自然也要和谐相处。东方人对待大自然的态度是同大自然交朋友,了解自然和认识自然,在这个基础上再向自然有所索取。”《老猫》、《槐花》、《清塘荷韵》等等其实都是季羡林畅谈和谐自然的美文。对于季羡林关于自然的感悟,宗璞在她《夹竹桃知己》一文中说:“身为夹竹桃知己的季先生,实际不只写活了夹竹桃。他对于整个大自然都是心有灵犀,相知相通的。”
季羡林曾经讲过:自己天天都在读书写文章,越老工作干得越多。他1978年开始担任北京大学副校长、中国外国文学学会会长等职务。季羡林的专业被称为“专业中的专业”,季羡林的学术生涯翻译与创作并举,语言、历史与文艺理论一齐做。季羡林对比较文学和民间文学也有浓重兴趣,自称是一个典型杂学家。季羡林散文在我国20世纪文坛上独树一帜。他总共创作散文约百万字,到了80岁以后出书达到高峰。
2005年3月身为中国译协名誉会长的季羡林再度呼吁设立国家翻译奖。季羡林认为现在翻译队伍总体的素质不低。翻译是一门学科,有它自身规律。文明的社会,开放的国家,需要职业翻译家。到2006年,季羡林担任总主编的大型丛书《东方文化集成》10年来已有百余册图书正式出版。《东方文化集成》旨在发掘和整理东方文化遗产,弘扬东方优秀文化,增进中国与东方各国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与文化交流。
季羡林主张倡导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比较文学研究会,后来比较文学课程在全国高校普遍开设起来。他提出建立比较文学中国派的主张,得到大多学者的一致赞同,引起了世界文学界的关注,如今已成为世界比较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季羡林主张积极开展中外文化交流,撰写了大量涉及中国、东北亚、东南亚和中亚古国以及欧洲文化方面的论著。在多年的学术生涯中,季羡林一直奉行的座右铭是:“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
极重感情,决不忘恩
季羡林是一个格外重情讲孝的文人。季羡林说过:自己家庭生活的黄金时期是夫人彭德华1962年从济南来到北京,一直到1994年她永远离开。我们家和睦相处,你尊我让,从来没有吵过嘴。季羡林说:“夫人彭德华年长我4岁,她一辈子没有看过任何一部小说,也没有给我写过一封信。她对我一辈子搞的这套玩意根本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有什么意义。她似乎从来也没想知道过。在这方面我们俩毫无共同语言。然而在道德方面,她却是超一流的。上对公婆,她真正尽了孝道。下对子女,她真正做到了慈母。中对丈夫,她绝对忠诚,绝对服从,绝对爱护。如果中国将来要修《二十几史》而其中又有什么妇女列传或闺秀列传的话,德华应当榜上有名。”
季羡林在学习成长的每一个阶段都得到过名师的帮助和指点。记得季羡林不止一次说过:“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的话。纵望99岁季羡林的世纪人生,其实就是一部友情史。季羡林说:“我极重感情,决不忘恩。”季羡林生平最敬仰的4位前辈,分别是陈寅恪、胡适、梁漱溟、马寅初。陈寅恪影响季羡林的是:“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胡适影响季羡林的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梁漱溟影响季羡林的是:“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马寅初影响季羡林的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宁鸣而死,不默而生。”季羡林作《怀旧集》感念这些师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