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片：2008年12月3日，演员在演唱歌曲《善行天下》。当日，北京迎来首个“首都慈善公益日”。首都慈善公益组织联合会在北京展览馆剧场举办了“首都慈善公益日”启动仪式暨“首都慈善公益日”晚会。新华社记者 公磊 摄
新华网北京8月14日电如果没有汶川特大地震，年轻的单身白领小易可能不会对慈善捐赠过多关注，更不会想到去成立一个福利公益募款的基金组织。然而，地震让她认识了失去双亲的小马兄弟。望着两个孩子清澈的眼眸，那一刻，她做出了一个决定：资助他们直到大学毕业。
小易首先尝试通过单位和一些政府指定的慈善机构捐款，但是却发现自己并不能清楚地知晓钱的去向。于是，她开始上网搜索寻找其它的办法。在网上，有一个颇具知名度的网站叫“公益组织孵化器”，它教给大家如何组建NGO，包括流程、规章制定、管理方法等，并为初创期的民间公益组织提供公益项目支持。有了这些参考，小易和几个朋友一起成立了小马兄弟基金会，正式成为“草根NGO”中的一员。
事实上，和小易有着相同经历的人不在少数。根据统计，目前在民政部和省级登记的公益慈善类NGO已经超过10万家，但是由于注册门槛过高，我国“草根NGO”的实际数量远远不止此数。尽管从规模上看，它们已经形成了一股不可小视的公益力量，可是面对庞大的地震捐款，"草根NGO"们似乎心有余而力不足，缺乏有效的应对能力。“非合法性”、操作能力不强、公信力不高等因素也使得公众社会无法放心将捐赠交与它们来运作。
那么，除了“一对一”的捐赠外，人们是不是只能选择将钱投向“官方帐户”，由政府进行统一调配？慈善捐赠事业，“草根NGO”与政府之间应该是PK，还是互补？对此，长期从事该领域研究的清华大学NGO研究所所长王名教授鲜明地亮出了自己的观点：NGO与政府是合作伙伴关系，二者互为补充。
767亿地震捐款，NGO为何没有“执掌权”？
NGO，英文“non-government organization”一词的缩写，意思是非政府组织。它既不同于政府自上而下的运作机制，也有别于企业的盈利性质，泛指独立于政府和企业的第三方力量。
“我国民间慈善组织尚处在起步阶段。虽然汶川特大地震有力地推动了它的‘成长’，但同时也暴露出了一个现实存在的问题，即管理体制上的束缚。”王名说，“合法性”是NGO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失去法律支持的NGO是很难取得社会认可和信任的。
在国外，登记注册为合法组织很容易，且有一套完整的评估体系。以德国为例，由政府全额出资成立社会事务中央委员会，定期审查受赠机构的财务信息对其进行公信力评估，然后按照A、B、C等不同级别颁发认证。通过这个认证，公众可以清楚地知道自己应该选择信任哪个NGO，并随时了解捐赠的动向。
但是，在我国，到民政部门登记注册为合法组织的门槛相对过高。“不仅对注册资金有要求，且手续也极为繁琐，如果一步步走下去，我想我们的基金会只能明年成立了。”正是出于这个原因，为了能尽早帮助小马兄弟，小易只能无奈地放弃了“合法执照”，披着“非法”的外衣献爱心。
8月12日，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一支研究团队对外公布了一组数据：汶川特大地震的捐赠款物高达767亿元，其中58.1%流向可接受社会捐赠的政府部门，36%流向政府指定的红十字会和慈善会系统，而流向公募基金会的只有5.9%。
为什么百姓对基层慈善组织的认可度和信任度不高？王名指出，突发事件使捐款额度可能达到“井喷”，捐赠管理团队需要具备极强的应对能力，而一般公益性慈善组织的年处理基金额通常为几千万，一旦上亿、甚至几十亿就超出了他们的负荷能力。
因此，尽管许多网友发帖称“从纳税人手中募集的资金流入政府账户，和平日纳税人上交的钱放在一起管理，听上去是一件很荒谬的事情”，但是，在我国现有体制下，政府介入、进行统一调配是一个比较可靠和可行的办法。
王名认为，进入政府账户，至少表明捐赠款已经进入实际操作的阶段，也就是说“钱在花”，只不过运作的“操手”是政府而非基金组织。
提高公信力，公益慈善制度建设亟待完善
我国有10万余个公益慈善类NGO，你知道几个？
在某网站社区的一个调查中，网友写出的答案基本集中在红十字基金会、中华慈善总会、中国扶贫基金会等具有较长历史和“半官方”特色的NGO。对于多数“草根NGO”而言，又该如何打消公众的疑虑，提高公信力？
“NGO要提高公信力就必须提高它的公益慈善能力建设。”王名说，专业能力是公益慈善组织的核心竞争力。在西方发达国家，仅公益慈善一个领域，NGO的类别就分得非常细，“只有这样，才能做到专业化，也才能更好地发挥其优势。”
在新华网发展论坛，一位名为“绿色之友”的网友问道：“什么是NGO精神？”王名的解释是，NGO精神是一种基于公民精神和宗教关怀的志愿精神。因为，国外很多公益组织都带有宗教性质，虽然我国国情与西方国家不同，但是公益慈善的精神内涵是一致的。NGO无论规模大小，都要有公益意识。
“从NGO的长远发展考虑，政府应该尽早建立一个有效机制，使民间慈善组织合法化，提高其运作能力和公开、透明度，接受社会监督。让公众放心献爱心，愿意把钱捐赠给他们。”王名强调，随着专业领域的细分，任何一项公益慈善事业绝对不是一个NGO就可以完成的，NGO之间也要加强合作。
转变观念和模式，建立“政府购买服务”机制
此前，对于“地震善款可能八成流入财政专户”的报道，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王振耀曾作出回应，表示“交给政府，政府压力也很大，因为’体制上有尴尬'。”那么，在当前的体制下，执掌善款大权的政府是不是挤压了“草根NGO”的发展空间？二者之间能不能找到更好的互补方式？
“首先，政府要转变观念，了解民间慈善组织可以做很多事情，从而愿意接受它们帮助政府来做。”王名举了个例子，现在，北京、上海、深圳都建立了“政府购买服务”机制，也就是政府出钱委托NGO做。在上海民政部门的财政预算中，明确规定50%必须用于购买服务，从制度上转变了政府的行为模式。
“民间慈善组织也要去了解政府的困难和问题，用自己的专业能力帮助政府，想办法成为政府的‘伙伴’，形成互补优势。”王名说，令人感到可喜的是，最近他参与的一个评估显示，汶川地震后基金会和行业协会受捐赠的数量呈10倍增长，这说明人们对NGO的信任度在不断提升。
与此同时，中华慈善捐助信息中心副主任刘佑平13日也透露，民政部正在起草关于慈善信息披露的办法。在相应的制度框架下，未来我们有理由相信，政府和“草根NGO”将更好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建立公众对慈善事业的信心和信任，推动我国慈善捐赠事业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