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及隋、唐，上承前代门阀政治的遗风，官修氏族之典，家藏谱录之书，取士选官尤重家世，家之婚姻更讲阀阅，目的是要“贵有常尊，贱有等威”，甚至还用法律规定来确保“主”对“奴、仆”和“部曲”的压迫权。在这种社会条件下，不独旧族会继续恃势作威，而且新贵也往往肆行不法。所以，“权倖之暴，亡人之家，赤人之族，为害甚于虎狼”，在唐朝初年，就已成为一种严重的社会祸患。

　　但是，在唐朝重新实现了全国统一的政治格局之下，如果想要保证长治久安，就必须抑制豪强，否则不仅百姓遭殃，而且势必还会危及唐王朝的统治和国家的统一。然而，出身于世家、依仗关陇豪族力量夺得天下的唐朝最高统治者，是不可能自觉地悟出这个道理的。

　　例如，贞观七年(633年)，唐太宗的第三子蜀王李恪有个姓杨的妃子，此妃子的父亲杨誉，自恃是皇亲国戚，在京城滥施淫威，争夺官婢，触犯国法。当时，担任刑部都官郎中的薛仁方，依法将杨誉拘留并进行审讯。按司法权限，刑部的都官司完全可以审理争夺奴婢之类的案件。但是，当杨誉的身为“千牛”(即唐太宗的侍卫官)的儿子在殿廷之上陈诉说：五品以上的官，如不是犯谋反叛逆之罪，就不得拘留。并反诬薛仁方，是以杨誉为“国戚之故，横生枝节”。唐太宗一听，即刻勃然大怒，他恨恨地说：“知是我亲戚，故作如此艰难！”当即下令：“杖薛仁方一百，解所任官。”可以说，这是唐太宗作为唐朝新贵总首领的一种本能的反应。

　　当时，魏征挺身而出，为薛仁方进行辩护。他上奏说：“仁方既是职司，能为国家守法，岂可枉加刑罚，以成外戚之私乎！”并怒斥那些“旧号难治”的世家贵戚，简直是一伙危害社稷的“城狐社鼠”。若不严加防范，无异“自毁堤防”。同时，他举述汉、晋以来，不能禁御世家豪强的历史，痛陈唐高祖武德中(618年——626年)，世家贵戚“率多骄纵”的现实，谏言唐太宗不要姑息养奸。否则，“此源一开，万端争起。后必悔之，将无所及”。而且，魏征还顺着唐太宗好大喜功的心思，乘势给唐太宗戴上了一顶高帽子：“自古能禁断此事者，惟陛下一人也。”由于魏征能如此巧妙地晓之以利害得失，唐太宗终于接受了魏征的建议。他对魏征说：“诚如公言，向者不思。”承认自己原来并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因而取消了对薛仁方撤职的命令。

　　四年之后，即贞观十一年，颁行《唐律》时，唐太宗又将魏征建议的“按举不法，震肃权豪”，上升为国家的意志，制定了一些约束豪强恣意横行的刑律。其中如：“因官人之威，挟持形势，及乡闾首望豪右之人，乞索财物者，累倍所乞之财，坐赃论减一等”，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正是因为有了这类的法律规定，并鼓励严格执法，贞观时期，才出现了“制驭王公、妃子之家，大姓豪猾之伍，皆畏威屏迹，无敢侵欺细人”的政治局面。

　　虽然经唐太宗将“按举不法，震肃权豪”定为唐朝的一项国策，但是认真实行这一国策的，也诚如魏征所言，惟唐太宗一人而已。通观唐代历史，权倖之臣有罪不坐，豪猾之民犯法不诛，比比皆是。虽有一些廉能之吏冒死严格执法，亦未能扭转权豪逐渐坐大的趋势。最终，唐朝因对权豪扰法擅权，“制之不得其术，故其终困以此”；对藩镇割据，控驭不得其法，“至于唐亡，其患以此”。

　　自唐朝灭亡以后，在五代五十余年间，其余毒愈演愈烈，方镇、权豪上下肆虐，致于天下分裂，世道大坏，社会动荡。宋代欧阳修考究唐朝败亡之由说：“其祸乱之来有渐积，其渐积岂一朝一夕哉！”及其大患已成，“大势已去，虽有智勇，有不能为者矣，可谓真不幸也”。其更不幸者，则是黎民百姓。五代之时，藩帅劫财成风，甚于盗贼，强夺枉杀，无复人理。藩镇视人命如草芥，动辄以族诛为事，滥刑之害，荼毒四海，殃及万方。清朝雍正时期的史学家赵翼读《五代史》一书时，曾经哀叹：“民之生于是时，不知如何措手足也”。

　　乘五代乱极，宋太祖起于介胄之中，拥兵政变而践九五之尊。其开国以后，南征、西讨，使中原重归一统。其所采取的削藩镇、收财权，以文臣知州、县事，并以严刑峻法惩治贪赃之吏，诸如此类的治国措施，历来为后人所称道。但是，宋太祖并没能像唐太宗那样，在“按举不法，震肃权豪”上带个好头，反而以姑息纵容权豪，作为释除将帅兵权的筹码、作为驾驭宠臣爱将的手段。例如，在建隆二年(961年)宋太祖赵匡胤对握有重兵的故人石守信、王审琦等人搞“杯酒释兵权”时，对这些人说：“人生如白驹过隙，所以好富贵者，不过欲多积金钱，厚自娱乐，使子孙无贫乏尔。卿等何不释去兵权，出守大藩，择便好田宅市之，为子孙立永远不可动之业。多置歌儿舞女，日夕饮酒相欢，以终天年。朕且与卿等约为婚姻，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不亦善乎？”赵匡胤正是以这杯许以“多积金钱”、“择便好田宅市之”、“多置歌儿舞女”、“且与约为婚姻”的，代价十分昂贵的“酒”，才诱迫得石守信等人“乞罢典兵”而交出兵权的。

　　又如，对帮助他夺取帝位的赵普“聚敛财贿，强市人第宅”，赵匡胤也是百般包容、竭力庇护。宋代史书记载，宋太祖在赵普任宰相时，因车驾出宫，忽然临幸赵普之第。恰遇割据两浙的钱俶遣使致书于赵普，并呈送“海物十瓶”。因宋太祖来的突然，那十瓶海物置于廊下，没有来得及收藏，被宋太祖看见，他问赵普瓶中为何物，赵普回答是海物。宋太祖说：“此海物必佳。”即刻命人开启，结果发现，十个瓶子里“皆满贮瓜子金”。赵普惶恐地对宋太祖说：“臣未发书，实不知。若知之，当奏闻而却之。”宋太祖却笑着说：“但取之无虑，彼谓国家事皆由汝书生耳。”他命令赵普，对钱俶所送重贿，要“谢而受之”。后来，赵普在京城开封所建豪宅，“皆用此金所修”。当御史中丞雷德骧劾奏赵普强市人第宅、聚敛财贿时，宋太祖竟然斥责雷德骧说：“汝不闻赵普乃吾之社稷臣乎？”命左右将雷德骧拖下殿，在殿庭中狂拖数圈后，又召之上殿，训诫雷德骧“今后不宜”管这类事，这次“且赦汝”，此事“勿令外人知也”。宋太祖这种驾驭权臣的政治手腕，对权倖但行姑息纵容的策略，在整个宋代竟然被传颂为“君臣知遇”的美谈。

　　再如，对镇守关南的大将李汉超强娶民女为妾及贷民钱不偿，宋太祖也是巧言相辩。当苦主诉至京城时，宋太祖召之相问：“汝女可嫁何人？”讼者答：“农家尔。”又问：“汉超未至关南时，契丹何如？”答说：“岁苦侵暴。”再问：“今还有否？”答说:“无也。”最后，宋太祖对这个告状的农民说：“汉超，朕之贵臣。汝女为之妾，难道不比为农妇强？假使没有汉超在关南，汝家尚能保住所有货财吗？”在进行了这番斥责之后，他命人将讼者遣送回乡。

　　前有车，后有辙。宋初，宋太祖首开姑息权倖之门，但当时尚能严惩下层的贪官污吏。到宋神宗时，苏颂援引“刑不上大夫”之说，建议对赃官免“黥”刑，为朝廷采纳。自此，宋代官员犯赃罪当以死相抵者，例不加刑，永为定制。当时议论以为，苏颂一言而除“黥刺”，是仁人之言。由此可见，姑息之风已经泽及所有官吏，庇奸养贪被视为善政。对于不法官吏的非法诛求，自然也就不再深究。

　　在贪官污吏充斥官场的同时，随着以往世族的衰落，土地私有化的发展，土地交换的频繁(当时谚语称“千年土地易八百主”)，宋代产生出大批的庶族地主。这批新生的地主阶级，或勾结贪官污吏欺压百姓，或以财大气粗横行乡里，或纳粟买官以为政治保护，形成了新的土豪劣绅阶层。土豪劣绅与贪官污吏，同恶相济，使得平民百姓的境遇更是雪上加霜。由于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人数众多，所以其对民众施加的伤害与残虐，比起那些为数不多的权倖豪族还要严重许多。因为对贪官污吏已不适用死刑，对土豪劣绅至多只是略加薄惩，而且还需要遇上一个千载难逢的清官才能施以薄惩。所以在宋代，能将因残虐百姓而犯死罪的土豪劣绅，判处杖二十、发配、编管的地方官，就已经是很了不起的清官了。

　　在权倖豪族、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三位一体的压迫之下，使得宋代的黎民百姓，“罹昔所未有之害，有不可胜穷之忧”。由于北宋朝廷一味地姑息养奸，最后终于将百姓“逼上梁山”。北宋末年，宋江等人起义于河朔，要“替天行道”，自己动手铲除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方腊起义于南方，凡捉到官吏，必定全部杀掉，唯恐有一个贪官污吏漏网。当时有人剖析其原因时说：“贪污嗜利之人，倚法侵牟，不知纪极，怨痛结于民心，故至此也。”

　　北宋灭亡以后，至于南宋以及元、明、清三代，凡八百余年间，权倖豪强、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作为封建统治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直是压在百姓头上的“三座大山”。其间，虽然出了一个严惩赃吏的农民皇帝朱元璋，但他也没能想出抑制豪强的好招。只有到了现代，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才将这些荼毒中国古代社会两千余年的恶瘤彻底割除，完成了孙中山先生想做而没能做到的事情。

　　现在，古代社会虽然已进了历史博物馆，但是封建社会的余毒并没有完全肃清，历史的沉渣有时可能还会重新泛起。现今，我们从不得不面对的“黑恶势力”及其“保护伞”的身上，就又一次看到了古代豪强、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的阴影。所以，在坚决“打黑除恶”的同时，探究一下这种沉渣的历史渊源，剖析一下这类沉渣的历史教训，还是很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