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煤炭整合大潮之后，矿权补偿不到位、地方财政收入锐减、小煤矿升级压力大、信贷风险放大等问题应如何解决？

　　老李从矿井走上地面，当上了环卫工人。

　　10年前，老李从四川老家来到山西太原，开始井下矿工生活，一转眼便是十个年头。这十年来，老李先后在几个煤矿采煤，对井下操作可谓是了如指掌。井下工作环境虽然差，风险随时来，但他已经习惯了井下的工作和生活状态。

　　在2009年山西煤炭资源重组整合的风暴中，老李所在的私人煤矿因采矿规模低于30万吨/年，而被关停兼并。老李和他的工友们开始重谋生路。

　　在老李身边，多数是他的四川老乡。10年来，一批又一批的老乡从四川来到煤省山西，加入到井下采煤队伍之中，他们期盼着能在黝黑的“乌金”里淘得黄金。

　　前几年，小煤窑星星点点地出现在矿山周边。老李说，有一段时间但凡有能力和本事的人都去找一块煤田单干，一些人因此而腰缠万贯。

　　如今，老李效力的矿井被兼并关闭，矿主怀揣着巨额补偿款投身到海南房地产淘金，老李和工友只得从井下走上地面，寻找新的出路。

　　年关越来越近，眼看着身边的老乡一个个返乡。老李还是耐住了性子，他还是选择留在山西，寄希望矿井尽早开工，重操旧业。但是矿井复产并非老李想象的那样简单。一些煤炭兼并主体负责人直言，“关停煤矿何时能够复产连我们也不能确定。”

　　伴随着山西煤炭资源重组整合的推进，一大批原属村、镇、县和个人小煤矿大量关停，一些外籍矿工、矿场周边农民的就业和生存问题立刻严峻起来。

　　老李们的生存问题只是煤炭重组整合过程的一缩影。

　　关闭煤矿矿权补偿不到位、地方财政收入锐减、小煤矿升级改造压力大、银行信贷风险放大等等，一系列问题正逐一呈现出来。

　　山西省政府面临着空前的挑战。“兼并整合进展到当前这个地步，无论出现什么样的问题，政府总是要撑住。”山西省政府一位官员说。

　　资源价款偿还之忧

　　“兼并整合过程中，最大的麻烦还是资源价款上的分歧。资源补偿价与矿主期望值存在差距，而这个差额常常以亿为单位。矿主的反应很大，谈判非常艰难，双方僵持不下。每收购一个煤矿，就像是脱了一层皮。”山西某大型煤矿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该负责人参与了煤炭重组整合的全过程。

　　对于煤老板而言，他们所关心的问题一是退还资源价款能否到位；二是日后能否在煤炭的经营管理中获得实惠。在山西流行这样的说法：“但凡较大煤矿，开工一天就相当于一辆宝马入账。”

　　煤老板的担忧并非无中生有。在记者的调查中发现，兼并整合主体在向煤矿业主支付资产补偿款时，税务部门向矿主征收25%的个人所得税，补偿款中有相当大的部分收归国有。

　　“这一问题在山西省具有普遍性，直接影响到被整合关闭煤矿业主的顺利履约。”山西省社科院一位专家证实此事。此外，记者还发现机关矿井已经关闭，但是煤矿剩余资源价款尤其是省里部分却没有退还。在山西省“两会”期间，多位代表、委员建议“省市相关部门尽快将关闭矿井的采矿权价款省市分成部分退还县级财政，保证足额退还已关闭煤炭企业。”

　　更有煤老板向记者反映，煤矿被兼并重组半年多以来，没有与兼并重组主体达成实质性协议。

　　按照重组方案，每座保留矿井要兼并重组一个关闭矿井，然后由兼并主体对其进行控股。但在实际操作中，兼并主体其实是一个空壳。

　　“煤矿从2009年7月份停产，由于补偿款拿不到，我们拖欠大量职工工资、电费及其他债务。临近年关，我们与当地乡村的矛盾随时可能激化。”上述煤老板无奈地说。

　　县级政府的“小煤窑情节”

　　煤炭是地方政府的“摇钱树”，因而地方政府对于煤矿企业有一种特殊的情节。

　　“长期以来，地方政府对煤矿企业有较强的依赖性，多数煤矿在正常税费之外还有一部分费用，用以当地修路、引水、办学、医疗、绿化、救灾、扶贫等方面。”山西晋城一位地方官员说。

　　由此不难发现，地方政府对兼并重组的担忧有二：一是失去这部分财力，二是矿点大量减少后，影响当地百姓的就业、收入和生活。

　　在本报记者采访中了解到，一些县(区)基于地方既得利益，出台了一些“土政策”，例如适当放宽小煤矿关闭条件、延长煤矿过渡期生产时间等。

　　此外，由于煤炭大规模开采，资源地采空区塌陷面积正在与日俱增，农田受影响严重，河流中断，矿区内湿地大面积萎缩，地下水位急剧下降，植被破坏，部分地区出现强劲的沙化趋势，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环境治理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

　　以往，煤炭生产地生态治理多是依靠地方煤矿企业，地方财政有更大的使用空间。而现在随着煤炭资源整合和兼并重组，国有统配煤矿在地方采煤企业越来越多，而且这些煤炭企业均为股份制企业，只是行政隶属国有煤炭集团。

　　山西省人大代表、寿阳县县委书记黄耀春介绍说，“按照山西省政府的有关政策，国有统配煤矿资源价款全部上缴省财政，可持续发展资金只有一成留县，生态恢复治理保证金、转产基金由集团公司支配，用于企业所在地不多。”

　　他认为这就形成了企业挖煤、当地政府治理环境的窘境。

　　黄耀春建议山西省政府修订有关涉煤政策，考虑和保护企业所在地的合法权益，尤其是将国有统配煤矿采煤应缴的资源价款、可持续发展基金、生态恢复治理保证金、转产基金等最大程度地用于企业所在地的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治理、民生改善和解决因采煤而引起的社会问题。与黄耀春相同，山西省人大多位代表上书山西省政府，适当增加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在县级的留成比例，不能采用一刀切的方式分配，对于产煤大县给以适当倾斜。

　　小煤窑升级难度系数大

　　对于大型煤炭企业而言，他们更希望通过兼并重组和资源扩界建设大型煤矿，增加煤炭资源占有量；而对于一些井田面积小、储量少的煤矿则无人问津。

　　一位煤炭企业负责人直言：“每一个企业都想获得优势资源，而对于一些小煤矿则表现得热情不够。因为对小煤矿的升级改造，远远比开发新井的难度大。”

　　煤炭行业是高危行业，大多数中小型煤矿装备水平低、开采落后、安全生产基础差、事故发生概率高。中小煤矿转让价格后，兼并的煤矿要进行技术改造，需要投入大量资金，一些大型煤炭企业兼并重组的资金难以解决。

　　“煤矿升级改造不是吹气球，难以一蹴而就。这其中包括实现设备自动化、重新打井、拓宽巷道，相当于是重新开发新的矿井，投资规模在千万元以上，甚至上亿元。一些小矿井，甚至没有对煤炭资源做前期勘测就动工开采，采煤过程对煤层破坏性发掘，导致后期改造难度非常大。”上述人士说。

　　大规模投资从何而来？投资后矿井能否盈利？这是大型煤炭企业普遍的担忧。

　　此外，大型煤矿企业兼并重组中小煤矿后，他们将面临严格的安全考核，承担很大的安全生产压力。

　　与被动接受兼并重组的煤矿不同，山西省人大代表、太原市科协副主席曹慧彬在调查时发现，在兼并重组整合过程中，一些不具备采矿权的小煤矿浑水摸鱼，他们联合起来借机进入到重组整合序列。目的是希望得到国家政策、资金方面支持，以扩大自身煤炭资源的规模。

　　“表面看来，这些小煤矿是在主动升级，本意是借机牟利。建议煤炭主管部门加大对重组整合过程中的监管力度，清查煤矿资源量，防止国有资产流失。”曹慧彬说。

　　农信社信贷风险放大

　　在煤炭重组整合中，还有另外一种风险在蔓延。

　　对于山西省人大代表、晋城市泽州县农村信用联社主任闫朝霞来说，煤炭重组整合的日子她时时惴惴不安。

　　“在重组整合之前，信用社投入大量资金注入到煤炭企业之中。现在看来这部分资金将有很多成为坏账。”闫朝霞说。

　　在煤矿企业兼并重组中，涉煤企业在信用社贷款比例比较高，数额比较大。在落实其债务中，闫朝霞遇到了新官理不了旧账，互相推诿的问题，信贷政策风险正在向信用社转移。

　　为什么大量资金难以追回？闫朝霞分析发现存在两方面重要原因。

　　原因之一是煤矿股东构成比较复杂，既有乡办的、村办的，也有乡政府、村委与个人合伙的，还有个人承包经营的，同时企业背景较深，这些煤矿企业被关停，债务很难落实，即使能够落实，最后的债务偿还者很可能是一个没有任何偿还能力的集体组织；原因之二是煤矿企业兼并重组将对社会诚信进行考验，关闭煤矿企业后，一些有能力偿还贷款本金或偿还部分本息的客户，会以重组整合为借口，把责任推向政府部门，导致赖账或恶意逃废信用社的债务现象再次出现。

　　无奈之下，闫朝霞向山西省政府提交了《关于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中涉及农村信用社的债券债务列入落实范围的建议》。

　　“恳请政府部门在实施煤矿企业兼并重组工作中，关注期间受国家宏观调控影响形成的煤矿企业贷款风险，确保国家和集体财产不因信用问题和人情问题错失落实机会。”闫朝霞说。

　　她建议省政府将信用社债务列入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工作债权债务的落实范围，同时要出面协同资源价款缴纳人、银行、国土资源达成偿还计划和办法，确保国家和集体财产不流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