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虽然国家财政性教育占GDP比例4%的目标仍没实现，但政府对公共教育投入在逐年增加。然而，另一个问题却也更显急迫：随着高等教育经费投入越来越多，巨额资金如何得到有效监管？有分析认为，这比实现4%的目标，更为关键。

　　中国青年报3月9日报道 有媒体曾报道，中部某高校为聘请中央某部委一位局级领导为兼职教授，在北京一家五星级酒店里包了一个豪华大厅举行聘请仪式，中午宴请时，光主桌饭菜就花费1万多元。

　　“这不算什么，我还看到过更离谱的。”当本报记者说到这一情况时，全国政协委员葛剑雄、邵鸿的反应如出一辙。他们两人都有长期在高校任教的经历。

　　“国家的教育经费既存在宏观上的整体不足，个别地方也存在效率不高、奢侈浪费的问题，两种现象并存。”不久前刚卸任中央纪委驻教育部纪检组组长的田淑兰委员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加强教育经费监管，确保经费用到教育一线，在目前尤为重要。

　　近年来，一直为“4%”呼吁的代表和委员们备感欣慰——虽然国家财政性教育占GDP比例4%的目标仍没实现，但政府对公共教育投入在逐年增加。

　　然而，另一个问题却也更显急迫：随着高等教育经费投入越来越多，巨额资金如何得到有效监管？有分析认为，这比实现4%的目标，更为关键。

　　缺钱和乱用钱现象并存

　　2006年，造型庞大绵长、气势恢宏的聊城大学南大门的照片被贴到网络上，引发了对“高校豪华校门事件”的追问。同时被追问的，还有南昌大学新校区大门。那是由一组长达百米的水泥柱子构筑的，围成半圆形，包着一个大广场。

　　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邵鸿委员曾在南昌大学工作10余年，曾任副校长的他，曾担任新校区建设指挥部总指挥。

　　他告诉记者，现在来看，大门确实造得大了一些，但当时是想配合校园的整体规划。

　　2007年，邵鸿曾在两会期间提及南昌大学的债务问题，“负债20亿元，每年利息就要1.1亿元，全校收入不到3亿元，每年仅够付息，需采取用新贷款还旧贷款的办法维持”。

　　新校区建设正是南昌大学债务危机的重要根源。据本报记者2006年从南昌大学新校区建设指挥部获得的数据，“新校区占地3600亩，校区建设一共花了12亿多元”。

　　事实上，像南昌大学这样，在21世纪前10年，“圈地贷款兴教运动”在全国大部分高校上演过。校园全往“花园式校园”看齐，大门则追求新、奇、峻、美，这导致不少高校爆发债务危机，负面效应至今拖累着一些高校的发展。

　　建设热潮还滋生了腐败土壤。2009年10月，武汉大学发生“大地震”，该校党委常务副书记龙小乐、常务副校长陈昭方，涉嫌在基建工程中巨额受贿被捕。主要案情包括武大的基建工程，还涉及武大和两家私企投资近10亿元合办的武大东湖分校。

　　近年来，仅湖北省，就有包括湖北美院原副院长李泽霖、武汉理工大学原副校长李海婴、武汉科技大学原党委书记吴国民和原校长刘光临、湖北大学原副校长李金和等高校领导落马，问题则大多出现在基建、后勤、采购、招生等方面。

　　更发人深思的是，在高校债务缠身、腐败频发的同时，高校绩效却不尽如人意。

　　2009年12月9日，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高等教育研究中心发布了《中国高等学校绩效评价报告》。报告对教育部直属的72所高校中的69所进行的绩效评估显示：近半数高校在2006年~2008年3年间呈现出“高投入低产出”的特点，仅有29所高校呈现出“产出大于投入”的较高效益。

　　中国社科院哲学所研究员周国平几年前就曾“叩问高校经费实情”，认为“大量资金投进去，如果产出的只是大校舍、大招牌、大编制，教育质量却降低了，从教育上看就是低效益、大浪费”。

　　有效监管要以去行政化为前提

　　有分析认为，中国学校庞大的管理层级和复杂的利益分配，使本已捉襟见肘的教育投入进一步遭到层层盘剥，大量经费被滥用错用，甚至非法使用，真正用于办学的少之又少。

　　在葛剑雄看来，高校经费运行中出现的这些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还存在体制上的因素，“这些年国家新增加的教育经费大多不是合理分配到基层，而是通过行政部门一级级分下去的。”

　　这位复旦大学图书馆的馆长说，复旦大学新校区建了图书馆，桌子是大理石的，有人因此批评他建设得太奢侈浪费，他觉得很委屈，因为图书馆建设他根本做不了主，还曾跑去问副校长，结果副校长也说做不了主，因为经费不是由学校出的。

　　“作为馆长，如果我有决定权，我用的桌子肯定是木头的，既温馨又舒服，酒店才喜欢用大理石。”葛剑雄说，要改变大学经费运行中出现的问题，首先得职责明确、权责清晰。

　　葛剑雄又提起大学的行政化问题：“现在大学的经费条款分割，国家财政拨款只占到了总经费的1／4左右，其余3／4来自各个项目和学校自筹经费，而谁能掌管项目，谁就控制了资源。”

　　以敢于直言著称的葛剑雄称，这是大学里教授挤着去当处长、院长、校长的根本原因，“有些项目到了部门，也就到了个人手里，是不是有能力完成、能否完成不在乎”。

　　由于行政化原因，一些高校党政一把手往往拥有个人决定权，在财务管理中也如此。2006年，天津大学原校长单平就因将1亿元资金投入股市、造成学校至少3700多万元损失而被罢免全国人大代表资格，并受到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调查显示，他“把本应由集体决定的重大事项变为个人决断”。

　　而国家对于教育经费监管的制度建设不完善，使得“花了就花了，乱花了也不心疼”成了常态。葛剑雄说，科研项目年底突击发钱的现象非常普遍。据了解，一些管理措施本来就很混乱，如科研经费提成制度，使有些科研人员拿到经费马上就把三四成资金装进自己的口袋。

　　湖南财经高等专科学校校长伍中信委员则证实，随着科研经费的增加，一些科研人员很容易成为“暴发户”。“在经费使用权上，高校还是非常自由的，经费一到学校，上面就难以管住了”。

　　万元一桌的饭菜，在葛剑雄看来，也源于行政化：“看这些饭是跟谁吃，很多还不都是跟行政主管部门吃的？如果不是被他们控制着审批权，有求于他们，各高校又相互攀比，谁舍得花这么多钱去吃饭？”

　　必须加强监管和提高透明度

　　湖南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志华委员说，现在国内一所全国重点大学一年的科研经费，都在数亿以上，多的甚至几十亿，对管理水平的要求就提高了，“必须厘清人、财、物，确定权责，加强管理”。

　　邵鸿的建议是校务公开。2008年，他就提交提案，认为2002年教育部和全国总工会联合下发的《关于全面推进校务公开工作的意见》并不完善。

　　他认为，高校教职工最关切的学校财务和行政成本状况，哪些应该公开、如何公开，意见中没有提及，只说经费预决算需要公开。经费预决算有简单和详尽之别，报告方式也有书面和口头之分。“有些学校在教代会上报告预决算和财政状况就是几个简单的数字，甚至仅是口头报告，连书面材料都不向代表提供，很难说明问题。即使像近年来社会和高校教职工高度关注的新校区建设巨额负债问题，又有多少相关学校向本校教职代会作过详细报告和情况说明？”

　　长期致力于推动政府财政预算信息公开的全国政协委员、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蒋洪也认为，要实现对国家教育经费的监督必须信息公开，“长期以来依赖的是政府内部的监管，几十年来证明这个办法不行，一定要靠社会监督”。

　　葛剑雄也认为公开透明是最好的反腐手段：“像我作为图书馆馆长，如果很多钱被我拿去吃喝了，我就不敢把账目公开。敢于公开账目，正体现经费使用的规范性，也有利于接受监督。”

　　他认为，必须建立有效的保障机制和问责制度，对教育拨款进行有效监管，并加大去行政化力度，改变由行政领导把持的资源配置模式，让教授们按照学术规律调配资源，“把花钱的自主权交给学校，全权全责，只要不犯法，教育行政部门就不要干预。”

　　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周洪宇代表曾在外地看到一所学校新修的图书馆有4万平方米，“需要这么大吗？”

　　他认为必须把各种经费纳入预算支出，制定详细的决算审核，“这些工作应该交给人大，而不是教育行政部门”。

　　伍中信委员则建议加强学校职工代表大会对学校预算的监督，并加强学校内部审计的力度，对学校预算执行和财务开支的合理性进行监督。

　　田淑兰委员介绍说，在教育部2010年年度工作要点中，提出不仅要继续“加强教育经费使用管理”和“强化经济责任审计”，还将研究制定设立高等教育拨款咨询委员会方案，并将在高校积极推行总会计师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