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一组广泛流传的数据很让人不爽：1997年至2007年，在中国的GDP分配中，政府财政收入的比重从10.95%升至20.57%，企业盈余从21.23%升至31.29%，而劳动者报酬却从53.40%降至39.74%。

　　温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最让升斗小民感到振奋的，应该是与“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相关的部分。从理念上说：“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体现。我们不仅要通过发展经济，把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做大，也要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从手段上说：“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兼顾效率与公平，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与此相呼应，媒体上也披露了一份名为《关于加强收入分配调节的指导意见及实施细则》，并透露“目前正由国家发改委紧张修改，不久将上报国务院”。

　　近年来，一组广泛流传的数据很让人不爽：1997年至2007年，在中国的GDP分配中，政府财政收入的比重从10.95%升至20.57%，企业盈余从21.23%升至31.29%，而劳动者报酬却从53.40%降至39.74%。算一算，财政收入和企业赢利分别长了9.62和10.06个百分点，而劳动者的报酬却降了13.66个百分点。从近日公布的2009年的数据看，GDP增长了8.7%，而政府财政却增长了11.7%，后者的增长幅度仍然高于前者3个百分点。

　　在与以上提到的《意见》相关的媒体报道中可以看到，要按温总理所说分好“蛋糕”，可能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拿出来给劳动者分配的这一块“蛋糕”本身要更大———要在初次分配中适当提高劳动报酬的比重，改变目前初次分配中资本所得偏多、劳动所得偏少的局面。

　　要调整工薪收入(劳动报酬)，体制内单位———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等———比较好办，政府出政策就能管用。体制外单位———私营企业、三资企业，等等———怎么办？两个办法，一是调整最低工资，二是集体谈判。

　　调整最低工资，可能并非一个最好的解决办法。目前在中国，最低工资实际上相当于“合法工资”，企业付出的人工费用只要达到这个标准，就合法了，政府就管不着了。事实上，在一些地方，农民工要算上加班工资才能“达标”，但这也合法。因为地方政府与企业的利益趋于一致，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不会认真。好在现在农民工开始学会“用脚投票”，导致一些地方出现“民工荒”，出现了对地方政府和企业有一定威慑力的“倒逼机制”。

　　以此为契机，在政府主持和干预下，让劳动者与资方进行“集体谈判”应该是一种“满意选择”。这也就是说，双方都能接受的工资标准就是“最好”的工资标准。

　　当然，这样做会给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带来压力，这就涉及到另一种调整手段，减少税负。如果真正把就业视为“民生之本”，政府就要对体制外的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在税收上让利。因为从数据看，中小企业对解决就业问题的贡献达75%，而民营企业对解决就业问题的贡献达80%。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如今最大的压力恐怕是来自明的暗的税费，包括那些灰色和黑色的“租金”。

　　减少税负的另一方面是减少个人所得税。据媒体报道，“关于个税的一个最大的突破就是确定了一个方向：个人所得税或将按照家庭为主体进行征收”。个税有一个免征额，其理论意义是：个人收入中用于日常必需品(商品或服务)消费的部分政府是不应该收税的。以家庭为单位，好处就是以家庭成员的收入和支出总的情况来决定免征额。像配偶没有工作，需要赡养老人或孩子，诸如此类都可以成为“免征”的理由。不像现在的规定很“粗放”，只要个人收入超过某个标准就得交税。以家庭为单位收税当然更公平，更人性化，也合乎国际惯例。

　　更重要的是，政府的财政收入恐怕并非越多越好，这样的“政绩”理念或心态也应该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彻底扭转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