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日报北京3月11日电

　　强化行政问责，对失职渎职、不作为和乱作为的，要严肃追究责任——政府工作报告中的这句话，得到代表们的广泛关注。

　　不问责，就是不负责

　　“干部犯错误当然要问责，否则政府怎么有公信力？怎么取信于民？”陈小恩代表说，干部没有履行好职责，就应该问责，对人民有个交代。

　　“不负责，当什么官？没有压力，怎么当得好官？任何人都要承担责任和压力，连学生都有升学考试的压力，官员为什么不要负责任？”于辉达代表担任过市、县委主要领导，对于问责“紧箍咒”表示“理所当然”。他说，责任是对权力的约束，不受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没有责任、没有压力的干部就没有干事的动力。官员问责制度，给领导干部敲响警钟，让官员提高责任意识，切实依法行政，心有忌惮、行有所止，减少乱作为、不作为。

　　官员问责，谁来问

　　在我国，问责主体比较单一，通常都是“上问下”，即上级对下级问责。“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问责的主体应是人民。”范谊代表说，政府官员经过人大授权才拥有公共权力，其责任对象是人民。如果问责制仅仅是上级追究下级的责任，那么在上级需要承担连带责任的情况下，就难保问责结果的公正性。要广泛开辟渠道，把问责权力归属于人民，让人民监督政府，问责才有力量、有效果。

　　问责官员悄然或闪电复出，近两年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甚至有网民说：问责官员复出，其实是“假问责”；问责，也要打假。

　　“每个人都会犯错误，官员自然也不例外。被问责的官员可以重新任职，但是必须注重程序，应加强官员复出程序的制度性建设。”范谊代表说，一名官员的复出，其程序应该公开化，因为这些人被免职或辞职时，往往是社会关注的焦点。如果程序不完备，会让老百姓产生“官官相护”的印象。

　　朱新康代表也表示，问责官员复出不是国家秘密或依法受保护的商业秘密与个人隐私，有关部门应主动向社会公开。问责官员复出不仅需要相关部门作出评估，更需要听取社会民众的意见。

　　于辉达代表说，在现实中，一些地方安排被问责的官员“东山再起”时，有的绕过人大的监督，改在非政府部门等任职，结果造成监督上的难题，必须引起重视，要有相应制度进行约束。

　　问责不是止痛剂

　　如何实现从一时的“问责风暴”到常态问责的转变？

　　“对官员进行问责，不是权宜之计，必须建立系统完善的问责体系。”于辉达代表说，如果没有可操作的制度，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干部队伍中长期存在的思想作风、工作作风和能力素质等方面问题。非制度化、非规范化的问责制，不仅对当事官员不公正，对其他人也起不到震慑作用。

　　“要用制度问责，而不是用行政手段问责。”范谊代表说，目前的问责对象大多是在重大事故或灾难中失职的官员，对于一些在日常工作中不作为或者盲目决策造成巨大损失的官员，问责尚少。真正的制度性问责，应贯穿于政府管理全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