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七环”现象

　　垃圾处理链条涉及多个职能部门，减量化需要整个链条上所有部门通力配合。长期以来，政府各部门职责无法明确执行，垃圾处理多个环节面临体制困扰

　　文/《财经国家周刊》调研小组

　　航拍的照片显示，北京有“七环”——前六环是环路，第七环是环绕北京城的垃圾带。

　　2009年“两会”期间，城市垃圾问题再次成为代表和委员讨论的焦点议题。

　　“许多地方已经出现了垃圾‘围城’现象。”全国人大代表、武汉实验外国语学校校长李茵2009年在《建议从源头治理生活垃圾》的“两会”提案中指出，长期以来，由于思想观念、管理体制等方面的原因，垃圾处理存在理念误区，将资金和人力用在垃圾的末端治理上，而忽略了垃圾的源头治理和减量，形成“新建、填埋、再新建、再填埋”的恶性循环。

　　“第七环”

　　“2008年11月15日，18点－20点，烧灼恶臭，大晴天，有风，向西刮，带(防毒)面具外出吃饭。”

　　“2009年5月29日，4点-7点，标准恶臭，醒了。”

　　“2009年10月1日，3点-5点，熏醒！”

　　这是赵蕾的“恶臭日记”的摘录，她住在朝阳区高安屯垃圾填埋场3.5公里外的柏林爱乐小区。2007年夏天开始，她和周边居民每天夜里都会闻到垃圾散发的异味。

　　赵蕾是中国第一个起诉垃圾处理厂的公民。但3次诉诸法庭，无法撼动小区附近已经建成的高安屯垃圾处理厂。

　　面对记者时，她已经卖掉了自己的房子。“‘恶臭日记’终于可以画上句号了。”她说。 此后，北京市朝阳区投资了1个亿，对填埋场进行技术改造，治理异味。

　　赵蕾只是北京数万名生活在垃圾填埋场周边居民的一个。

　　记者调研中发现，全国其他地区，像赵蕾一样，深受垃圾处理场污染困扰的市民不在少数。

　　贵阳市乌当区高雁垃圾填埋场，是当地最大的生活垃圾处理场，由于常年超负荷运转，臭气熏天，垃圾填埋场高度已接近附近的山顶。乌当区东风镇界牌村村民李文革告诉记者：“灰大，臭得很，尤其是夏天恶臭难忍，苍蝇又大又多，窗户都不敢开。听说垃圾场要搬，可一直没动静。”

　　焚烧之困

　　面对如此多的质疑，北京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副总工程师王维平告诉《财经国家周刊》：“垃圾填埋场本身的建设符合国家标准，但设计容量跟不上垃圾增长量，而且管理不严格。”超负荷运行和管理问题导致设施不堪重负，臭味儿超标。

　　国家十一五规划提到支持发展垃圾焚烧和垃圾填埋气发电，将之作为可再生能源。2007年国务院下发的《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再次鼓励垃圾焚烧发电和供热，并给予优惠电价政策。

　　“填埋对土地资源破坏太严重，这样下去等于我们一年糟蹋500亩地，焚烧可以节省90%土地。”王维平认为，焚烧不是垃圾处理的上选，但在北京这样人口密度大、土地资源紧张的城市优于填埋。

　　但在有关部门决意推进垃圾焚烧之时，广州番禺垃圾焚烧发电厂事件引发的讨论已遍及全国。

　　广州李坑垃圾焚烧发电厂(下称李坑电厂)建在永兴村。在电厂运行后的4年，永兴村有60余人患上癌症，其中肺癌45例，而此前的12年里共有9人死于癌症。

　　“我父亲就是肺癌，医生说只有两个月命了。”一位村民告诉《财经国家周刊》，数年来，大家只有忍受着焚烧厂的臭味、烟尘、噪音，夏天常常不敢开窗。焚烧的飞灰有什么成分，村委会曾多次尝试送检，但无下文。

　　李坑电厂与附近的永兴村第十二队仅一块菜地之隔，与不少居民住宅距离仅300米左右。村民范秋梅告诉《财经国家周刊》，从发电厂烟囱排放出来的气体经常是黑色或者彩色的，如果说这种气体不会造成污染、对人体无害，那是不可能的，如今村民种植的蔬菜在太和镇已经没有销路，人们都担心蔬菜受到污染，对健康有害。

　　而负责李坑垃圾焚烧厂营运的法国威立雅公司(下称威立雅)，也曾因村民的投诉，承诺将进行技术改进。

　　“在没有进行专业详实的调查之前，不能说癌症高发就是焚烧厂引起。”威立雅环境服务技术总监张进锋对《财经国家周刊》说，李坑垃圾焚烧项目运行符合政府环保标准，每天都有环保局的人驻厂检测记录。

　　广州市城管委的报告显示：该厂投产4年来，各项环保监测表明运行指标符合规范要求，其中，二恶英等主要污染物排放指标达到欧盟相关标准。这更让反对焚烧厂的番禺居民担忧：“李坑的事实摆在眼前，如果达标了还这样，怎么证明焚烧污染可以控制？”

　　中国于2004年承诺履行公约，并递交了履约计划，其中将生活垃圾焚烧列为“中国优先控制的二恶英重点排放源”。此外，焚烧产生的飞灰、残渣、污泥等含二恶英废物也是污染源。焚烧飞灰中含有二恶英和重金属等，需按危险废物进行管理，但国内现在的标准、规范、设备等还比较缺乏。

　　“我国居民生活垃圾构成与欧美国家有明显差异。有机质多，垃圾在运输过程中容易腐败，加大了填埋处理难度和污染程度，而水分多又给垃圾分类带来困难，增加了填埋量，消耗了土地资源。”中国塑协塑料再生利用专业委员会副会长董金狮告诉《财经国家周刊》。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赵章元说，有机质和水分含量高的垃圾，往往导致燃烧不充分不稳定，容易产生恶英等污染物质。

　　两害相权取其轻

　　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的统计数据，2008年中国城市生活垃圾清运量为1.54亿吨，垃圾处理量为1.34亿吨，全国城市一年约有2000万吨垃圾未被处理。同时，由于民众抵制和选址困难，新规划的垃圾焚烧设施迟迟难以动工，导致一些地方垃圾处理技术选择进退两难。

　　根据《全国城市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设施建设“十一五”规划》，到“十一五”末，东部地区设市城市的垃圾焚烧处理率不低于35%。

　　“不可否认，垃圾焚烧会产生一定的有害气体，但与垃圾污染本身相比，危害要小得多。”南京市市容局局长张东毛告诉《财经国家周刊》，从技术角度而言，现在的选择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政府除了做好技术宣传外，亟需加强垃圾处理场运行信息公开及监测监督工作，以消除社会担忧。

　　在国内，像高安屯这样比较先进的垃圾焚烧厂投资约8亿元，其中一半以上的成本是烟气净化设备，用于控制焚烧后有害物质的排放量。王维平坦言，与填埋场一样，有些焚烧设备运行不够规范，所以造成污染。

　　20年前经历了二恶英危机的日本，对焚烧厂的污染监控十分严格，几乎每小时都要检测二恶英的排放。另一方面，日本的垃圾分类精细，送往焚烧厂的是高热值可燃物。

　　热值高是对焚烧垃圾的基本要求。来自北京市环卫研究院的检测数据表明，北京城区混合生活垃圾的低位热值为每公斤4564千焦，高位热值为每公斤9000千焦。王维平解释说，每公斤热值4200千焦就可燃烧，一般东部城市能达到6200千焦，基本相当于低质煤的热值。

　　仍有企业认为，这样的热值低于国外，进口设备用起来没那么容易。广州李坑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二厂的环境影响报告书中显示，当垃圾热值较低或水分较高时，需要添加柴油助燃。一家焚烧厂的负责人坦言，平时违规运行，应付领导检查才调至达标的现象普遍存在。即使环保部门在线监测数据，对造假和不稳定也缺乏监管力度。

　　标准与执行

　　垃圾处理链条至少涉及规划、市政、环保、城管、国资、工商、城建、等多个部门。观察家认为，减量化需要整个链条上所有部门通力配合。长期以来，政府各部门职责无法明确执行，垃圾处理各个环节面临诸多体制困扰。

　　面对超负荷运行率达67%的末端处理设施，北京市出台了《关于全面推进生活垃圾处理工作的意见》(下称《意见》)。《意见》提出，要健全生活垃圾管理体制，建立健全市、区(县)、街道(乡镇)、社区(行政村)四级垃圾管理体制。

　　北京市政市容管委会固废处副处长卫潘明解释说，北京将择机建设4个垃圾处理循环经济生态园区，其中的垃圾处理设施包括筛分、生化、焚烧、填埋等。在园区外要划出控制区，只做园林绿化和市政基础设施，把居民和垃圾处理设施有效隔离，500米之外还要划分1000~2000米的生态缓冲区。

　　然而，人们对此普遍持保留的态度。“政府部门在制定生活垃圾处理标准时有一种倾向，似乎越高越好，却忽略了可行性。”北京大岳咨询有限公司业务总监毕志清说，在垃圾处理环节亦是如此。烟气排放的标准越来越严，但一些指标的检测频率，超标之后如何量化处罚等规定还比较缺乏。

　　王维平建议，除了建设上严格按照标准施工，还应及早建立设备操作运行的标准。“比如员工要持证上岗，焚烧厂前面安装在线监测的电子屏，实时公布监测数据，公众和政府共同监督，污染就罚款或关停。”

　　在这场关于焚烧的争论中，徐海云一度被称为坚决主烧派。但他对《财经国家周刊》记者承认，中国现有的垃圾焚烧厂无论技术还是运行管理水平都参差不齐。

　　“任何企业都是逐利的，监管需要各种投入，公众参与、公开透明是暴露一切问题的有效办法。”但他指出，现阶段尚无公众参与的合理制度，需努力建设。

　　垃圾管理“保卫战”

　　国家发改委环资司副司长王善成近期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填埋和焚烧都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关键要从源头减量。

　　“如果遵循‘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原则，走综合处理路线，前端就要多给些资源。” 长期关注北京垃圾问题的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史博士毛达告诉《财经国家周刊》，任何末端处理设施都要考虑进入成分，焚烧要高热值，对前端分类有所要求才能达到比较好的效果。

　　日本是世界上垃圾分类回收做得最好的国家之一。日本的垃圾分类标准严格而细致，包括资源垃圾、可燃垃圾、不可燃垃圾、危险垃圾、塑料垃圾、金属垃圾和粗大垃圾等等。如果人们，不严格照规程分类操作、按规定时间扔到指定地点的话，将面临巨额的罚款。

　　譬如，一个香烟盒包括纸盒、外包的塑料薄膜、封口处的那圈铝箔三个部分。那么，这个香烟盒就要分成纸、塑料和金属三类分别回收。而家庭主妇用完可乐瓶后，都会拿清水洗干净，然后把外表的塑料膜剥下来，再和盖子分开，三样东西分清楚，攒到一定数量再交出去。

　　北京从十几年前开始尝试居民垃圾分类，至今并无太多进展。宣武区建功南里是北京市最早的垃圾分类试点，一度被指定为国际奥委会考察团的参观地点，陆续吸引了大量研究人员。如今，这里已经很少有居民在家中进行垃圾分类了。

　　垃圾的分类程度，与焚烧产生的污染有重要的关系。北京一家垃圾处理厂的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调研期用成分很纯的餐厨垃圾做试验，效果很好，但最后实际收来的几乎有一半是普通生活垃圾，拖鞋、丝袜、瓶子，什么都有。这使得设备难以稳定运行，只好不断追加投入，改进技术。

　　进焚烧炉的垃圾成分和热值不稳定，也对设施长期稳定运行和污染控制带来挑战。李坑生活垃圾焚烧发电二厂的环境影响报告书提出，分类收集，以减少含氯的塑料、含重金属的电池灯管等物品进入焚烧垃圾，是控制污染物的首要办法。

　　在日本和台湾，一些垃圾处理企业采取向周边居民免费供电、供热等补偿措施，并出资兴建配套设施供附近居民使用，如健身中心、花园绿地。

　　台湾公众经历了从反对建设焚烧厂到参与监督运行管理的过程。台湾清华大学的教授凌永健与其团队作为独立第三方监管操作过程，公众也可以随时进入焚烧厂，其设施运行水平逐渐提高，为公众接受。与此同时，台湾的垃圾分类减量政策推行5年之后，厨余垃圾和废旧物资回收率倍增，台北的生活垃圾日处理量从高峰期的3695吨减少到1500吨。

　　北京的垃圾源头分类也再次提上日程，新一轮试点开始推进，含水量高的餐厨垃圾被要求用小型设备就地处理。对此，徐海云表示：“我当然希望能成功，但这同样需要投入大量成本。”

　　据清华大学环境工程系教授王伟介绍，十二五期间国家将推进生物质废物处理和资源利用的工程，其中包括利用餐厨垃圾产生沼气发电等项目。“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向，应该大力发展的技术。”

　　在反对垃圾焚烧的中国环境科学院专家赵章元看来，一些资源化处理公司的新技术确实有待改进和成熟，但它们理应获得国家政策方向上的支持。“如果按照现在的形势，资金和力量大批投入垃圾焚烧，那其他资源化处理方法就很难发展。”赵章元告诉《财经国家周刊》。

　　番禺宣布垃圾处理项目将重新选址论证的同时，垃圾分类收集试点也将分阶段展开。番禺区委书记谭应华表示，现阶段鼓励业主使用厨房垃圾粉碎机分流餐厨垃圾，最终的处理方式也将通过各方大讨论决定。

　　辅文1

　　寻访地下垃圾厂

　　游离于监管和规范之外的，是一条若隐若现的垃圾处理的地下链条

　　文／《财经国家周刊》调研小组

　　目前，北京市生活垃圾处理缺口每天1000吨，餐桌垃圾处理缺口达1900吨，难以消纳处理的垃圾究竟流向何方？

　　泔水喂猪，回收塑料造粒后生产一次性餐盒，未经处理的垃圾和可回收资源流入地下垃圾处理……

　　游离于监管和规范之外的，是一条若隐若现的垃圾处理的地下链条。

　　寻访垃圾堆

　　在北京丰台、通州、朝阳、海淀、大兴等城乡接合部，存在很多无管理的大垃圾堆。在丰台区长辛店镇辛庄村南营西队，村中一处洼地垃圾堆了约十米深，大量的生活、建筑垃圾堆积在这里。满载垃圾的大卡车昼夜倾倒，空气中弥漫着恶臭。

　　迫于无奈，辛庄村五六十位村民自发组成护卫队，阻拦进村垃圾车。护卫队成员李大爷说，他们将车辆拦下，有京字牌照的，也有河北和内蒙古牌照的。

　　一位当地知情者说，来这里倾倒的垃圾车，要向承包者付费，小型垃圾车每年15元，大型垃圾车每车30~60元，如果将垃圾卸到正规垃圾填埋场，每车要收上百元。

　　在通州区永顺镇疃里村，一片数千平方米的垃圾场上，五颜六色的生活垃圾覆盖了黄土。垃圾场旁，是一个数百平方米的深坑。“现在看到的坑，只是原来的三分之一，三分之二都被垃圾填平了。”多次赴当地拍摄的一位摄影记者告诉《财经国家周刊》。

　　上述告诉记者，在查找资料和寻访垃圾堆的过程中，他不断发现垃圾上的灰色利益。大型社区、CBD的垃圾回收含金量很高，一些物业公司收取住户的垃圾清运费用后，又转手把垃圾卖给个体经营户，获取双重利益。一些经营户将垃圾进行简单的人工分解，把有用的资源回收，剩下的就偷偷倒掉，不愿意支付正规垃圾场的处理费。

　　此外，一些修路、采砂、烧砖厂取土形成的大坑，村中的低洼地、水塘、沟渠等，都成了垃圾场。甚至有人专门承包村中的土地，将沙土挖掘出来卖后再收埋垃圾。

　　泔水利益链

　　在通州区马驹桥镇房辛店村的一个野垃圾场，本刊记者遇到了10多名拾荒者，在散发着异味的垃堆中，翻拣塑料、铁钉、纸张、橡胶，甚至餐桌厨余垃圾等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

　　四川籍拾荒者老彭告诉记者，这个垃圾场由四川“老板”承包，拾荒者进来捡垃圾每天要交给“老板”10元钱，塑料、铁钉、纸张等常规回收物，会有专人来收购。老彭身边放着一只铁皮桶，里面装满了从垃圾袋中翻出来的瓜皮剩菜，“这个可以卖给养泔水猪的，一分钱一斤”。

　　垃圾处理专家王维平介绍，北京每天产生1900吨餐桌厨余垃圾，大约1000多吨混在生活垃圾里，进入垃圾场，剩余的流入泔水经营。

　　记者在昌平、通州区多个违规垃圾场旁边，都发现了泔水养猪户。距离通州区永顺镇垃圾转运站100米处，聚集了约二三十户泔水养猪户。方圆数百米的养殖场，横七竖八地搭建着一排排猪圈。养殖场里污水横流，养殖场背靠一座大垃圾山，前面是一片洼地，充斥着生活垃圾、人和猪的粪便，恶臭令人窒息。各家都养着狂吠的狗，警惕陌生人进入。

　　在一家养殖场内，养殖场里一口人工打的水井成了养猪的水源，养猪人将从餐馆拉回的泔水倒在一口大锅中，掺上瓜皮菜叶子熬煮，同时捞除泔水里的餐巾纸、辣椒，甚至卫生筷。

　　来自湖北襄阳的邱姓养猪户告诉记者：“中国几千年都是泔水养猪，泔水当天来当天消化，经过高温消毒，没问题的，吃粮食的猪比吃饲料的猪肉要香。现在养猪利润薄，到饭店拉泔水得给饭店钱，不像前几年，饭店还倒贴‘清理费’。”

　　记者粗略计算，按20户，每户100头猪，每年出一圈猪算来，2000多头泔水猪要从这个“养殖场”里流入市场。

　　记者采访中，多名专家指出，违规垃圾场和拾荒者大量存在，泔水猪、地沟油屡禁不绝，是因为正规渠道无法消纳这些垃圾。

　　“泔水来源复杂，又没有经过严格消毒，很可能造成二次污染，极易传染给猪或从事‘泔水猪’养殖的人，导致如口蹄疫、结核、链球菌病等人畜共患病或重大动物疫病的发生。”农业部门一位专家告诉《财经国家周刊》，“泔水猪”是指用未经消毒处理的餐厨垃圾喂养的猪，所用泔水都不是按严格的消毒标准进行收集、运输、加工的，不仅严重违反了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而且整个泔水流通过程中随时污染着环境。

　　黑塑料忧思

　　中国塑料再生委员会副会长董金狮告诉《财经国家周刊》，在天津静海、河北沧县、文安等地，一些不法企业大量使用废塑料及添加工业用碳酸钙、滑石粉、石蜡，生产一次性餐盒，严重危害人体健康。

　　北京盈创公司是亚洲最大的废弃塑料瓶回收再生企业，但其生产线投产两年多来一直“吃不饱”。在欧洲，废弃塑料瓶的回收价大概是200欧元一吨，在中国则约为600欧元一吨，盈创公司在塑料瓶回收的竞争中斗不过小商贩，北京很多食品级的PET(俗称“涤纶树脂”)都被拿到郊区破碎，然后被运往河北小工厂拉丝做编织袋。

　　记者在河北沧县兴济镇暗访时看到，路边的小作坊将成捆的废旧回收塑料袋简单漂洗后，投入碳火熔炉，熔化后再打碎，作为再生塑料颗粒卖给一些塑料制品生产企业，小作坊里黑烟滚滚，有刺鼻的塑料臭味，污水横流。当地村民曾多次举报这样的塑料回收作坊污染环境。

　　董金狮指出，用废旧塑料、工业级填充料生产一次性餐盒，严重危害人体健康，将引发消化不良、局部疼痛以及肝系统病变等多种疾病，严重者会导致胆结石、重金属中毒甚至发生细胞癌变。

　　“这些应当引起政府管理部门反思。”王维平说，一方面政府垃圾处理场超限运行不堪重负，大量无法处理的垃圾必然流向城郊接合部的违规垃圾场；另一方面我们的垃圾分类回收利用水平太低，正规企业因为成本问题斗不过黑作坊，只能依靠大量拾荒者进行垃圾分类，然后在利益驱动下卖给黑作坊。

　　专家建议，垃圾问题已成为社会公害，应引起政府高度重视，公共财政应进一步增加投资，满足城市日益增长的垃圾处理需求，并号召企业和个人做好源头减量工作。在地下垃圾链条中，回收垃圾的个人和企业、非法加工养殖企业、非法制品厂，都从中获得了利益，政府部门对任何一方的治理都不能放松。

　　“中国治理垃圾，政府投入95%用于末端，而前端废弃、分类、回收、储运、管理、再利用工作远远没有到位。”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岳经纶教授告诉《财经国家周刊》，应积极推进垃圾分类收集，鼓励废物回收和综合利用，应该通盘考虑、设计城市垃圾处理的产业链，包括垃圾收集、分类、运输、加工、交易、废品回收市场建设、检查与监控等各环节的良性发展。

　　辅文2

　　城市化敏感点

　　快速城市化带来的城镇人口剧增，使得海量垃圾及其处置成为政府无法回避的难题

　　文／《财经国家周刊》调研小组

　　因垃圾处理问题引起的社会争议正在加剧。

　　广州市番禺区垃圾焚烧发电厂项目停建风波近3个月后，反垃圾焚烧抗议却时有发生。出于对环境污染和健康担忧，广东、北京、江苏、上海等地先后发生了多起群体性事件。在上访、静坐、游行、示威、堵路等传统抗议方式收效不大时，一部分居民甚至发起对政府主管官员的人肉搜索、开设网络论坛。他们希望反对兴建垃圾焚烧设施、抗议垃圾处理场污染、投诉随意倾倒垃圾等。

　　“快速城市化带来的城镇人口剧增，使得海量垃圾及其处置成为政府无法回避的难题。”一位环境专家告诉《财经国家周刊》，垃圾的处理问题，已经影响到政府公信力、执政能力，以及社会稳定，不能作为单纯的环境问题来考虑，应警惕垃圾处理问题形成社会“敏感点”，引发社会群体冲突。

　　垃圾维权

　　2009年以来，广东多个地区居民以环境污染和健康侵害为由，发起群体性抗议活动。因垃圾场选址和处理方式等问题，群众与政府之间的争议不断升级蔓延。

　　2009年9月，广州白云区李坑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二期工程启动，引起周边群众不满，有的村民甚至进厂推倒机器，阻挠施工。2010年1月以来，李坑发电厂附近居民已多次集体上访静坐抗议。1月19日开始，上千村民连续两天在发电厂附近静坐抗议，要求停建该项目，广州警方出动数百名警察维持秩序。6天后，村民又集体前往广东省政府上访。

　　不仅在广东，北京等城市也发生过源于垃圾的群体性事件。如2008年奥运会结束后，朝阳区高安屯垃圾填埋场附近上千居民在小区门口马路上聚集抗议事件；海淀区六里屯居民抗议建设垃圾焚烧场事件；海淀区奥北地区居民抗议昌平区建设阿苏卫垃圾焚烧场事件。

　　在南京，2006年以来，江北市民多次聚集反对天井洼垃圾填埋场附近建设垃圾焚烧发电厂，先后采取打电话、写举报信、上网发帖等方式向地方和中央相关部门投诉。在环保部评审这个项目时，居民甚至冲砸了评审会场。

　　据北京市政府信访办统计，2009年，北京市信访部门接到群众反映垃圾污染、臭味、市容环卫、垃圾场规划设计等问题的电子邮件1158件，同比上升57%；信件来访26件，其中6件是联名信，涉及2万余人次。

　　“关于垃圾问题的投诉，近年来就一直没间断过。”一位环境治理专家告诉《财经国家周刊》，随着垃圾处理设施的增加，投诉量也逐渐增大，主要集中在臭味上，这是因为人们对环境质量要求越来越高了，如果不处理好，今后这类冲突会呈上升趋势。

　　“敏感点”

　　“在新建垃圾焚烧场、规划垃圾处理场新址等领域和环节，群体性事件出现‘一点就着’的苗头。”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指出，在北京、上海、深圳、广州等大城市，垃圾处理问题正在演变为城市化进程中的“敏点”或“压点”，一碰这个“敏点”，公众马上反应强烈。

　　值得注意的是，在时下由垃圾处理所引发的社会冲突中，“现代文明”元素正被大量加入，例如发起对政府主管官员的“人肉搜索”，甚至同时组织“志愿者小组”，引进NGO组织及权威专家。

　　北京市市政管委高级工程师王维平，因为主张建设垃圾焚烧场而被反对焚烧的居民发动“人肉搜索”。王维平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记者，垃圾场的建设尽管通过了环评，但有些因为管理不到位，造成群众抵触。政府如果强行上马就容易引发冲突，这个矛盾已经多次表现出来，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专家建议，垃圾问题作为重要的民生问题和影响社会稳定的“敏感点”，垃圾场的建设，应当从合法性、合理性，对自然环境、社会稳定的影响等多方面进行综合评估，防止政府的公共服务变成引发社会矛盾的导火索。

　　辅文3

　　北京垃圾“减量”

　　为实现城市垃圾的“减量”，北京市陆续采取了垃圾前端分类、处理结构调整等技术手段

　　文／《财经国家周刊》调研小组

　　2009年，北京市城八区垃圾产生总量首次实现负增长，郊区县的垃圾产生总量增长率比2008年明显下降。

　　“着意味着北京垃圾产生量的增幅得到了控制。”一位接近北京市政府的环境专家告诉《财经国家周刊》，垃圾“减量”，与北京市多年来加强垃圾处理工作制度建设，着力推动垃圾减量化、资源化的改革有关。

　　2006年以来，北京市陆续出台了《北京市市容环境卫生条例》《北京市“十一五”时期固体废弃物处理规划》《北京市“十一五”时期环卫专业规划》等制度和规划，力推生活垃圾的“减量”。

　　前端分类探索

　　“如果遵循减量化、资源化、无害化的原则，走综合处理路线，前端就要多给些资源。”长期关注北京垃圾问题的北京师范大学环境史博士毛达告诉《财经国家周刊》，任何末端处理设施都要考虑进入成分，堆肥要有机物，焚烧要高热值，对前端分类有所要求才能达到比较好的效果。

　　宣武区建功南里是北京市最早的垃圾分类试点。小区的工作人员宋师傅透露，他每天上午和下午对混合垃圾进行两次人工分拣，分出厨余垃圾和可回收垃圾。由于混装，塑料包装等可回收垃圾很难有效分拣，很大一部分生活垃圾仍然混合进入垃圾楼，然后被送往马家楼转运站。

　　为调整垃圾处理结构，改变过于依赖垃圾填埋的处理方式，北京从2004年开始陆续投资建设一批垃圾分类处理设施，引入新兴技术产业提高垃圾专业化处理能力。

　　在北京马家楼转运站，混合生活垃圾由一组机械设备进行自动分选。

　　北京市政市容管理委员会委托北京环境卫生科学研究所进行的调研结果显示，北京城八区的垃圾成分中，厨余垃圾占63.39%，这个比例是欧美国家和日本的2倍以上。

　　马家楼分拣出的塑料以每吨200元的价格卖给企业，用于制作集装箱的托盘等低附加值产品。“高质量的塑料可以卖到700到800元。”转运站站长石贵祥介绍说，风选的塑料里常常混杂了同样轻薄的纸、树叶等其他成分。“这个价格是亏本的，至少卖到400元才能平衡这部分设备运行成本，但政府要求回收利用达到一定比例。”

　　处理结构调整

　　事实上，根据垃圾体积和重量进行的物理分类效率有限，这些分拣出的塑料只占垃圾中塑料总量的很小一部分。

　　在北京南宫堆肥厂，不少一次性筷子、纸杯、电池、化妆品瓶子等，经过马家楼的机器筛分之后仍然和有机物混在一起。反复分选和堆放降解成为堆肥厂的重要工作。好氧堆肥可降解掉约一半的有机物，产生近20%的有机肥，用于园林绿地，改良土壤。剩下一部分不适合堆肥的垃圾再送到安定填埋场进行填埋。

　　由北京环卫集团一清分公司运行管理的小武基垃圾分选转运站，是北京市东南地区垃圾处理系统的核心，其分选处理线每天可以消纳近2000吨垃圾。一清分公司总经理陈永生告诉记者，2008年公司在小武基上马了世界最先进的“光谱分选”处理线，不仅可以区分不同颜色的塑料袋，还可以把瓶子分出瓶盖、瓶身和商标来，垃圾处理效率和质量都大大提高。

　　中国环境科学院专家赵章元指出，我国的生活垃圾中最难处理的是餐厨垃圾，不仅占比高，而且不适合填埋和焚烧。如果能做好餐厨垃圾分类和资源化工作，再把塑料和纸张等可回收利用的成份分离出来，剩下的就是少量的玻璃、渣土等，后端的处理压力就可以大大减轻了。

　　目前，北京已经初步建立了垃圾处理调控核算平台，通过核定区县垃圾产生量和基准价格，确定市级财政对垃圾焚烧和综合处理设施的运行费用补助，提高现行的跨区域垃圾处理经济补偿费用。该平台帮助政府管理部门进行统一核算，实行垃圾“超量加价，减量减费”，调控全市垃圾流向和流量，鼓励区县源头减量，促进垃圾处理结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