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对象

　　吴雨（化名），研究员，45岁，2005年回国，现任某国立研究所课题组组长、首席科学家，从事基础科学研究，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该课题组目前有数名正式人员（包括研究员、副研究员、助理研究员）和10多名硕博连读的研究生。

　　尽管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科技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以下反差依然令人尴尬。

　　2009年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已达5100万人，位居世界第一。但像钱学森这样的科学大师却寥若晨星；2007年我国发表的SCI（科学引文索引）论文总数已占世界第二位，但原创性的重大科技成果屈指可数，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曾多年空缺；2008年全社会R&D（研究开发投入）总量就达到4570亿元，比1978年增长了40多倍，但很多关键技术和核心技术仍然受制于人，技术对外依存度超过60%……

　　造成这些巨大反差的根源是什么？有识之士不约而同地聚焦到一点：科技体制。

　　他们认为，虽然自1985年以来我国的科技体制改革取得了很大进展，但至今仍有一些弊端，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科技事业的发展，困扰着科技人员。在国家科技投入持续增加、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日益需要科技支撑的新形势下，继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为建设创新型国家提供强有力的制度保障，已是大势所趋、迫在眉睫。

　　目前的科技体制存在哪些主要问题？应当如何破解？“科技视野”版从本期开始，推出系列报道，尝试深入探讨。

　　——编者

　　①一年当中，能真正用在科研上的时间，有1/3就不错了

　　记者：作为课题组的组长，您工作一定很忙？

　　吴雨：真是很忙。我是2005年从美国回来的，感觉一天都没有停下来过。周末、节假日、休假，对我来说没有多大实际意义。不光我这个课题组组长忙，组里的另外几位同事，也都和我差不多。

　　记者：那您一定觉得非常充实？

　　吴雨：事实并非如此。我目前的心态，更多的是紧张、苦恼和焦虑。虽然每天忙忙碌碌，但一个星期下来，难得有一整天能安静地坐下来，看文献，做实验，写文章。

　　我粗略算了一下，一年当中，大约1/3的时间用来申请项目，1/3的时间处理各种杂事；真正用在科研上的时间，有1/3就不错了。

　　②从准备申请项目到正式填表，再到答辩、中期评估、年终汇报，一年要花去四个月

　　记者：申请项目需要那么多时间吗？

　　吴雨：今年我们组申请的项目比较多，共有6个，分别来自财政部、科技部、中科院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简称自然科学基金委）。每年2月份我就得安排申请项目的事儿，和相关的人员联系,或是组成自己的团队，或是让我的组员加入别人的团队。按照规定，同一个经费来源每个人姓名在在研项目中出现一般不能超过三次，我就得和同事们商量，如何最大化地利用我们的有限名额：向哪个部门申请哪些项目，哪个参加别人牵头的项目，哪个我们牵头并邀请其他组成员参加，等等，然后分别准备申请材料。

　　记者：申请材料包括哪些内容？

　　吴雨：虽然申请的部门不同，但项目申请表的内容大致相同，主要包括：国内国际研究现状，项目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课题组的研究基础，研究人员的介绍，经费预算，预期的研究目标（包括要发表多少论文），等等。

　　其中最费精力的，是经费预算。每一个项目的经费包括十来项：设备费、材料费、测试化验加工费、燃料动力费、差旅费、会议费、国际合作与交流费、劳务费、专家咨询费、管理费，等等。每个项目的经费用途都规定得很严、很死，要求必须“精准预算”，因为项目结题验收时要一一对账，如果对不上账，就很麻烦。

　　但是你知道，科学研究存在很多不可预见性，真正做实验的时候一些费用很难控制，不知道什么时候要花什么钱。所以申请项目时我和同事必须像专业会计那样，精心算计每一笔钱。

　　记者：您一个人忙得过来吗？

　　吴雨：当然忙不过来，组里的业务骨干和研究生，都要帮着一起写。2月份基本上都用在项目准备上了。3月份是最忙的时候，要完成正式的项目申请书填写, 然后签字、盖章，递交给有关部门。有些项目如自然基金委的优秀群体项目, 还要先经过预答辩，通过后才可以进一步申请。4、5月份, 是各种项目函评的时间。自然科学基金委等相关单位将根据函评意见，决定是否给与资助，或进入下一轮答辩。我也得花一些时间，帮助自然科学基金委等评审一些项目。6、7月份，一些重要的项目，比如财政部的仪器设备项目，自然基金会的重点项目、创新研究群体项目，科技部的973项目等，要准备答辩。为能在专家评审时提高通过的几率，需要先在所里搞答辩演习：申请牵头人试讲，所里请几个专家来听，听完了提意见；然后再修改、补充，必要时要安排第二次、第三次。

　　我们组一般搞一两次就行了，听说有的组要搞三四次、五六次。

　　记者：答辩结束后，项目申请的事就完了吧？

　　吴雨：没有。项目申请如果没通过，前期的这些努力就白费了，明年再重新来过；如果运气好，项目通过了，紧跟着就要填写“资助项目计划书”，详细填写“每年的研究计划和预期进展”，并按照项目实际批准的经费，重新制作“经费预算表”。

　　项目短的两三年，长的四五年，每年要搞进展汇报，中期要进行评估，结题时要搞验收。所以到了每年的11月、12月，就要应对各种各样的检查，向所里或有关部门汇报进展。我们的六七个在研项目，断断续续下来，也得花去大约一个多月时间。

　　③每个项目经费都比较少，而且“吃了上顿没下顿”，如果申请的项目不够多，课题组的生存就成问题

　　记者：没想到要在项目上花费这么多时间。

　　吴雨：更令人苦恼的，是这6个项目实际上是来自同一个研究课题，只是名目不同、来源不同罢了。申请这么多项目、搞这么多答辩、汇报，其实很大程度上是重复劳动、浪费精力。

　　记者：既然这样，为什么不少申请两个项目？

　　吴雨：我们从事的是基础研究，科研经费全部来自纵向（指来自国家财政，横向是指来自企业或地方政府——编者注）的竞争性项目，需要年年申请，否则就“吃了上顿没下顿”。而每个项目的经费都比较少，6个项目的总经费平摊到每年，一年课题组也就是120万元左右。而且，并不是每个申请项目都能获得批准，我们申请的项目，能有一半成功已经很不错了。如果申请的项目少了，课题组就没法运转下去。

　　记者：这话怎么讲？

　　吴雨：我们课题组有20多号人，除了给研究生发劳务费，还要给正式人员发绩效工资，支付水电费，等等。所有这些费用，都要从项目经费中出。

　　我国的项目经费，是典型的“重物轻人”：经费的90%左右，是用来购买仪器设备和支付材料费、会议费、出差费的；用在人身上的，只有劳务费和专家咨询费。其中，专家咨询费是发给项目外人员的，劳务费只能发给没有工资性收入的研究生和临时聘用人员。劳务费的比例很低，经费少的项目是15%，多的是10%。如果按120万元算，大概有18万元的劳务费。

　　我们组有16个研究生，平均下来也每月不到1000元。现在的学生都很聪明，他们选导师之前都要做调查的，如果你这个课题组项目经费太少，他们就不报你的，这样研究生就招不进来。

　　记者：除了研究生的劳务费，还有其他开销吗？

　　吴雨：给正式人员发绩效工资。为体现“多劳多得”，我所在单位目前采取的是三元工资制：基本工资+岗位工资+绩效；前两项由院里、所里发，绩效工资中所里只负责“保底”的部分，其余部分就要课题组自己想办法。而组里只有一个来源即项目经费。

　　记者：你们的绩效工资每月有多少？

　　吴雨：这个不一定，要看在研项目的多少。就拿我们组来说，前两年申请的项目比较多，所以今年我们课题组正式人员平均每人每月8000元左右。少的年份每人每月只有二三千元。

　　不管是8000元还是二三千元，都只能从项目经费中出。而按照规定，项目经费是不能用来支付正式人员工资的。但我们组又没有其它的经费来源，你叫我这个组长怎么办？

　　记者：您的收入有多少？

　　吴雨：我是研究员，又是组长，收入在组里算高的，每月基本工资和岗位工资加起来4000多；加上绩效工资，平均每年收入在15万元左右。

　　记者：这些钱够用吗？

　　吴雨：像我这个年龄段的，都是上有老、下有小，除了全家老小基本生活开支，还要还房贷、车贷，供小孩上奥数班、英语班等，花钱像流水一样。

　　跟刚回国那两年比，我现在的状况好多了，基本能做到收支平衡。说出来不怕你笑话：回国到现在五六年了，我和太太没买过一件新衣服。

　　记者：确实没想到。

　　吴雨：大家都不是生活在真空里，现在外边的高校、企业挖人挖得很厉害。为了让大家衣食无忧、防止人才外流，只能如此。据我了解，其他所的同事也面临同样的问题。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

　　记者：那项目结题时怎么办？

　　吴雨：我也感到非常头疼。这就像颗定时炸弹，结题的时候肯定要爆炸。我们去向所领导讨教，他们也没办法，因为这是个机制性的共性问题，不是我们所自己能解决的。

　　我感觉我们的项目经费把人和物的关系搞颠倒了。可以花一两千万元买设备、造仪器，可以花五六万维修设备，但如果要给某个重要的人发5万元工资，那绝对不行。其实人是最重要的，如果没有高素质的科研人员，仪器设备再先进，还不是一堆废铁？据我了解，美国、日本、欧洲等国立研究所的研究经费，大头是用来养人的，我们刚好反过来。

　　④为完成项目考核、让研究生顺利毕业，一年至少要完成6篇论文，逼着你去做“短平快”的事情

　　记者：除了申请项目，您还忙什么？

　　吴雨：忙着写论文。论文是项目成果的主要表现形式，也是项目考核的硬指标。

　　一个项目需要年终汇报，到时候你总得要有几篇SCI论文吧，否则就会影响后期的经费拨款。因为大家都在看论文，要是你有一段时间没发论文，而其他课题组的同事发了，自己就会感到无形的压力。

　　我们组的15个研究生都是硕博连读，每个学生想要在5年内毕业，必须要发两篇以上SCI文章。这样算下来，我们组每年至少要完成6篇论文。

　　而要发表一篇好文章， 需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首先要把实验做好，再花工夫写、改，和别人讨论, 投稿后可能经过一审、二审，如果你不同意审稿人和编辑的意见，还要向副总编辑或总编辑上诉，来回一折腾也得大半年到一年。最后被高端期刊接受了是运气的，不少时候折腾了半天还没被接受，就得再投其它期刊。

　　平均一年写6篇高端文章，哪有那么多时间和成果？但是，为了能让学生顺利毕业，我们不得不在有些实验还没完全做成熟的时候，就开始写，写出来的只能是缺乏实质性进展和创新的垃圾文章。这既影响论文的质量，也影响科研的水平。

　　为了不耽误学生按时毕业，就得找一些容易做的题目，在别人已经开辟的领域跟风；风险大的、探索性强的项目，就不敢轻易去试；或者稍微试了一下，发现短期内不会有结果，就立马回到比较容易和有把握的项目上，完成任务了事。

　　国外和我们体量差不多大的课题组，每年发两三篇文章就不错了。我们盲目追求文章的数量，只能被迫制造不少垃圾文章。原创性的成果不敢或不能尝试，怎么能够期待大的创新性成果？

　　⑤希望能借鉴国外好的经验，把科研资源集中到一两个部门，每个项目的经费多一些，经费安排多向科研人员倾斜

　　记者：您的压力一定很大吧？

　　吴雨：我的确感到压力很大。有一段时间，我一站起来就浑身发抖，我想就是因为有好长一段时间压力太大、情绪太紧张了。

　　我常常对自己说，这一段时间太累了，等忙完了好好休几天假。但事实是从来没有闲的时候，总有事情不断地冒出来，要你解决。我们的第一台仪器做出来后，就有许多双眼睛盯着你：什么时候出成果？什么时候发文章？此外，学生要毕业，得赶紧发文章；有的项目要结题了，经费怎么处理……杂事实在太多了。

　　我现在意识到：必须强迫自己休息、放松，否则很难支撑下去。

　　记者：所里的其他同事情况如何？

　　吴雨：其实我还算好的，回国后得到各方面的关照比较多，设备顺利搞成了，一些高端文章也发了，应该说还是相当幸运的。有的课题组项目比较少，也有他们的难处，压力不比我们小。

　　记者：您在科研项目方面有哪些建议？

　　吴雨：希望能借鉴国外好的经验，把科研资源集中到一两个部门，每个项目的经费多一些，在经费安排中多向科研人员倾斜一些。这样大家就不用把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浪费在项目重复申请、重复汇报上，以及应付论文任务和考评。如果能够这样，大家就可以静下心来，集中精力“十年磨一剑”，多做一些原创性的研究。要想在科研上做出大的成果，必须要经过跟踪—模仿—创新三部曲。这很像盖大楼，想不打好地基，直接盖上面几层，是不可能的。许多新的发现看似偶然, 实际上是源于长期的积累和准备。

　　⑥希望创造更好的环境，让科研人员静下心来，更专心地研究，更自主地探索

　　记者：“十年磨一剑”就能做出原创性成果？

　　吴雨：我想这不应该是个问题。虽然创新失败的风险很大，但只要有足够的积累和时间，总会有新的发现、新的突破。这就像种庄稼，只要土壤肥沃、养分充足、气候适宜，种子播下去以后，给它们足够的时间，自然会有新芽破土而出。

　　中国不是缺少科研人才，也不是大家不想创新。我相信绝大多数做科研的人——国外回来的也好，一直在国内做的也好，其实都是想干点事业的人。只要有好的环境、好的机制，有长期的、足够的经费支持，出成果是水到渠成的事。

　　记者：目前的环境、机制，是不是不利于创新？

　　吴雨：这是明摆着的事。目前的项目经费安排、申请机制和急功近利的考评办法，搞得大家都很浮躁，很难沉下心来做开创性的事情。尤其是课题组组长，必须拿出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处理一些繁杂的琐事：怎么申请到项目经费、怎么让学生毕业、怎么让这个课题组活下去……据我所知，国内像我这种状态的科研人员还有很多。

　　记者：您是不是很着急？

　　吴雨：想想真是着急。从个人来讲，我放弃国外的优厚的待遇和安逸的生活回国，不就是想多为国家做点事吗？从国家来讲，这些年对科技越来越重视，科研的设备条件越来越好，经费越来越多，寄予的期望也越来越高。如果我们拿不出原创性的成果，既对不起自己，也没法向国家交代。

　　目前的情况是，不是我们不想集中精力搞创新，而是现实不允许。温家宝总理在去年首都科技界大会上曾说过一段话，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们全部科技政策的着眼点，就是要让创新火花竞相迸发、创新思想不断涌流、创新成果有效转化。为此，要创造良好的环境，让科技工作者更加自由地讨论，更加专心地研究，更加自主地探索”。

　　静下心来，踏踏实实做研究。我想，这不只是我一个人的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