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篇由网帖曝光的据说是“重庆公安局长王立军”的讲话稿引起热烈争论。后经新闻晨报追踪，此稿是10月16日一次“专题研究民警维权工作”的内部会议上的讲话稿。

　　讲话内容的核心，被网友总结为“双起维权”：即当报纸歪曲事实攻击重庆公安机关和民警的，就以单位起诉当事报社和撰稿人；提及民警个人造成后果的，民警起诉，相关部门和民警所在单位要支持和协助。

　　这一针对舆论监督的强硬言论，引起争议是在意料之中。目前局长本人还未证实这篇讲话的真实性，不过，这倒也不影响人们讨论警察与媒体间的关系。

　　警察与媒体，既有舆论监督的主客体关系，又有共同维护社会正义的交集关系。在这个强硬的“双起维权”观点中，还是有部分正义性，即关于民警个人的部分。平和的看，警察也是公民，作为公民个体，警察如遇虚假报道扰乱自己生活，有权起诉维权。但是，这一正义性的前提，仅限于警察的公民身份，而不是警察职业身份。警察必须保证不能以职务权力干涉司法公正。

　　其他部分的正义性，则有待商榷。

　　当然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国仍没有新闻立法，如何界定不实报道，不实报道该承担何种法律责任，法律并不明确。正是法律的不健全，使得现实中有很多操作的不当。在媒体与警方打交道过程中，既有虚假报道之例，也有警方滥用公权拘留记者和作家之例。

　　假如媒体真有不实报道，一般会造成两种影响，一种是虚假传言引起社会恐慌，这种影响大约可套“妨碍公共管理秩序罪”之类罪名，比如几年前轰动一时的“纸馅包子案”。另一种影响针对报道对象，造成报道对象声誉和经济上的损失。这类影响最常见的是套“诽谤罪”。

　　就重庆公安局的“双起维权说”而言，从道理上说，警方遇到了不实报道，不动用公权力，而利用法律公器来维权，这比很多地方“千里追凶”抓捕言论发表者，已经不知道要进步和冷静多少。但是，这种“起诉维权”仍不具备正义性。在世界范围内，也不是所有地方都有新闻法，但很多地方都认同一条，即政府有接受舆论监督的义务，没有名誉权，不能告记者。即假如出现不实报道，作为机构的政府可以申辩，但不能起诉。所以政府也不可能成为“诽谤”对象。在我国的行政体系中，作为一级政府职能部门的公安部门，恐怕也只能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