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战重重，战略机遇期是否仍然存在？

　　2012年，又一个充满变数的年份。

　　欧债危机的蔓延，使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继续延伸，世界经济复苏前景黯淡。外需不足直接导致中国外贸出口下滑，国内经济下行风险增大，出现了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经济发展最困难的局面。

　　21世纪头20年已经过半，有人在问：战略机遇期是否仍然存在？

　　资深外交家、原外交学院院长吴建民认为，尽管国内外形势发生了复杂深刻的变化，但是基本要素没有变：大的战争打不起来，经济全球化的趋势仍在日益加深，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势不可挡。

　　“有这几条存在，战略机遇期就会存在。”他说。

　　金一南主张从两个时空向度来评估中国当前的发展环境——

　　横向看，西方大国崛起，几乎无一例外地经历了刀光剑影、血雨腥风；相比之下，中国和平崛起的处境要好得多。

　　纵向看，自1840年以来，中华民族从来不曾拥有如此强大的物质财富，从未达到这样富裕、文明、开放的程度。

　　“在民族复兴的征程上，我们正处于最有利的前进基地。”金一南说，“好比攀登珠穆朗玛峰，现在已进入‘大本营’，目标遥遥在望，千万不能被眼前的困难遮蔽了视线，自乱阵脚。”

　　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认为，未来十年中国发展机遇仍在，对这一点应该有坚定的信心，因为中国已经具备跨越发展的基础和条件，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深度调整和新一轮科技革命也为我们创造了新的机遇。

　　那么，下一个十年，中国的机遇在哪里？

　　机遇就在差距之中。

　　在“7·23”讲话中，胡锦涛总书记提到了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事实上，这“四化”还都在行进过程中，而现状与目标之间的巨大差距，将在未来十年甚至更长时期，给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广阔空间。

　　发生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根本上是源于生产过剩与人民支付能力不足之间的矛盾。而我国现阶段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庞大的内在需求，正是孕育机遇的沃土。

　　与十年前相比，中国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已经发生改变。如果说国际金融危机以前，机遇主要表现在外部市场需求有助于我们做大、做快；那么，在“后危机时代”，机遇则表现为内部转型的要求有助于我们调整、升级。

　　——在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中，蕴藏着机遇。

　　十年来，转方式、调结构取得明显进展。然而，成果还只是初步的、阶段性的，外贸依存度过高、内需拉动乏力的问题尚未根本解决，资源环境的制约越来越突出。

　　“在最近的一个榜单中，全球前一百名的品牌依然没有一家来自中国大陆的企业，这是一个遗憾，甚至是悲哀。”百度CEO李彦宏说，“中国已经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却没有一家真正有全球影响力的中国品牌。”

　　走出在全球产业链上处于低端的窘境，推进产业转型升级，我们会暂时损失一些产能和销量，却将收获更高的效益和质量。

　　——在未来科技制高点的争夺中，蕴藏着机遇。

　　种种迹象表明，世界正处在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前夜，一场抢占科技制高点的竞赛已经展开，各主要国家纷纷出台创新战略和行动计划。2010年，美国、德国研发投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2.5%，日本、韩国则超过3%。而同期，我国这一比例尚不足2%。

　　白春礼认为，这场预期中的变革，将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新动力，引领和带动全球产业结构的大调整。作为后发国家，我们要利用好全球科技创新资源，有效借鉴发达国家科技发展经验，夯实我国科技发展基础，少走弯路，在更高起点上实现赶超跨越。

　　——在进一步全方位对外开放中，蕴藏着机遇。

　　隆国强注意到，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并购在我国企业海外投资中的比例提升到了40%以上，与国际水平相比却仍然偏低，全球跨境投资的80%左右都是并购。

　　“引进来、走出去，都还有大量机遇可抓。”他说，金融危机加剧了全球金融与技术人才的流动，为我国引进人才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未来十年为中国改革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当前，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保障和改善民生工作压力较大，社会矛盾特别是“两难”问题不断凸显。这些矛盾和问题，只能在进一步改革的过程中去解决，而改革需要适当的时机。

　　多位专家学者指出，全社会就推动改革达成共识，改革开放以来积累了充分的物质和制度准备，外部压力对国内发展形成倒逼——在这三种条件共同作用下，中国已进入了制度和观念创新的“窗口期”。在这个阶段，如果我们抓住机遇，做对了，就可能事半功倍；没抓住，错过了，就算再补课，也将是事倍功半。

　　历史经验表明，中国的战略机遇向来是善于把握和顺应时代发展大势的结果。只要稳住阵脚、认清形势、运筹得当，中国依然能从当前的大变局中创造出新的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