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11月13日讯“要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在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上持续取得新进展，努力让人民过上更好生活。”

　　“实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保护合法收入，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

　　——摘自十八大报告

　　缩小贫富差距，是下一步改革的重要任务

　　钱江晚报：十八大报告提出，必须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这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有何重要意义？

　　杨建华：改革开放以来，居民收入一直保持高速增长，但也存在不少问题。比如，居民收入的增速赶不上GDP和财政收入，像浙江这30年来，居民收入实际增幅年均不到10%，而GDP年均增速为13%，财政年均增速超过20%。

　　尽管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在渐渐缩小，全国城乡居民收入比是3.3(城镇居民收入是农村居民的3.3倍)，浙江的比值是2.37，但城镇居民内部收入差距在拉大。以浙江为例，根据调查，2010年收入最高的10%人群和收入底层的10%人群，差距是17倍。2011年，浙江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约3.1万元，但是在3.1万元以下的人占65%以上，可见，很多人都是被“平均”上去的。

　　另外，实现基本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准是，中等收入人群起码占到40%到45%以上，许多发达国家中等收入人群占到80%左右。但是，浙江中等收入人群目前只占约31%。

　　所以，缩小贫富差距，让收入分配更公平，这是我们下一步改革的重要任务。

　　将分配向低收入阶层倾斜，适当限制高收入群体增长

　　钱江晚报：大家都很期待接下来的收入分配改革，改革的重点和难点是什么？

　　杨建华：重点就是缩小收入差距。加大提高低收入者收入，着力扩大中等收入群体，适当限制高收入群体增长。难点是如何理顺社会分配关系。

　　乔庆梅：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和政府的转移支付，将收入分配更多地向低收入阶层倾斜，缩小贫富差距。打破行业垄断，缩小行业收入分配差距，实现行业间收入的平衡；缩小城乡差距，将更多的资源支援到农村和农业发展中去，提高农民收入。

　　再分配的公平性，尤其体现在社会保障上

　　钱江晚报：怎么理解“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宋林飞：原来的初次分配原则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在改革开放初期是可以的，但经济社会发展到现阶段后，公平问题变得更加重要，报告中的提法，是一种理论进步。

　　杨建华：初次分配也要公平，比如，减少行业收入差距，垄断行业从业人员和普通三产从业人员，在劳动付出近似的情况下，不能收入相差好几倍。

　　“再分配”的公平性尤其体现在社会保障问题上，应该对低收入、弱势群体更多保障。而我们现实中有一些“颠倒”，越是高收入、高地位，享受的社会保障越好。城乡对比，相对贫困的农民保障更低。

　　乔庆梅：保障和改善民生，最重要的就是保证公平性。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卫生医疗等都是直接关系到老百姓福祉的问题，这些问题做好了，就能实现实质性的突破。

　　具体而言，要加大教育投入，保证需要接受教育的群体有学可上、有高质量的学可上；就业是民生之本，应增加就业机会，为进入劳动领域的劳动者提供平等的竞争机会和施展才华的空间；要完善以社会保险为主体的社会保障制度，完善社会救助制度，丰富社会福利的内容，继续推进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解决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实现城乡社会保障制度统筹和衔接，打破地域壁垒。

　　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政府要创造条件

　　钱江晚报：报告中提到，要千方百计、多渠道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具体可以采取哪些措施？

　　宋林飞：目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构成中，工资性收入比重最大，财产性收入则都比较少，一般占比只有1~2%。这种结构需要调整，应该增加财产性收入。

　　我在苏州调研发现，当地一些农民的财产性收入比重高达30~40%，而且来源渠道多样，包括企业集体股分红、集体资产出租比如厂房股分红、土地入股分红以及家庭住房出租收入等等。可见，当年的苏南模式并没有因企业改制而全部消失，为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留下了一条较宽的道路。

　　杨建华：我觉得这个“千方百计”和“多渠道”也包括了许多政府作为，以前我们都是对GDP更重视，能不能换个视角，对居民收入增长更加重视，老百姓收入高了，其实也是对GDP的一种推动。

　　具体操作上，政府要创造条件让老百姓致富：打破经营垄断；构建良好创业环境；广泛提供劳动技能的培训，提高人们的劳动能力和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