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03月10日讯 3月7日起，杭州富阳市上网公示的一份“权力清单”，引来众多关注。在此之前，一个县级政府及其所辖部门，到底拥有多少项行政权，是相当陌生甚至神秘的。
这份迄今为止全国首份上网公开的县级权力清单，共晒出了1534项与老百姓密切相关的行政权。
权力瘦身，并全透明接受监督，其背后，是政府自我革命的决心和勇气。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方面，浙江省一直走在前列，富阳只是其中的一个改革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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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委、省政府明确提出，“全力打造行政审批速度最快的省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浙江实践，已先行一步。接下来，浙江如何寻找新的突破口？政府如何进一步自我革命，并最终实现转型？
钱江晚报邀请了“钱报智库”专家，浙江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长姚先国教授、浙江省委政研室研究员于新东博士，进行解读。
权力清单管理
地方政府转型突破口
今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有这么一段话：“进一步简政放权，这是政府的自我革命。今年要再取消和下放行政审批事项200项以上。深化投资审批制度改革，取消或简化前置性审批，充分落实企业投资自主权，推进投资创业便利化。确需设置的行政审批事项，要建立权力清单制度，一律向社会公开。清单之外的，一律不得实施审批。全面清理非行政审批事项。”
姚先国：浙江的发展经验证明，体制竞争力是最核心的竞争力，体制机制优势是最大的发展优势。
中国各级政府在管理中干预过多，管制过严，越位、缺位、错位并存现象早已有之，“看得见的手”摁住“看不见的手”一直广受诟病。虽然一直在改，但实际效果并不理想，简政放权往往陷入“精简――膨胀――再精简――再膨胀”的怪圈。
要从根源上解决行政审批制度顽疾，最核心的问题是如何有效管住政府的手。权力清单管理是此项改革的有效抓手和突破口。“清单之外无权力”，将使权力扩张冲动无法成为现实。通过权利清单管理正本清源，为政府权力套上“缰绳”，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收敛政府的手，放活市场的手，补强社会的手，以此提高行政效率和激活市场活力。
于新东：如果说，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那么，进一步简政放权，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就是核心的核心，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中之重”。
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无误地指出，要从政府自身改起，把加快转变职能、简政放权作为本届政府开门第一件大事。其中的信号十分清楚，一是传递出自我革命动真格的信号，二是传递出改革动作明显加快的信号。
对于浙江来说，这是再创体制机制新优势的最佳切口。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就是抓住了加快推进浙江全面深化改革、再创体制机制新优势的“牛鼻子”和“切入点”。因为，这既是对历史、现实与未来的有机连接，又是对中央精神的把握与浙江特色的开拓的生动实践。事实上，只有当浙江“审批事项最少、审批速度最快、办事效率最高、投资环境最优”的体制机制建立健全时，浙江民间发展活力才会再次得到激发。
厘权清权
激活民间创新活力
浙江的市场化程度在全国长期处于领先地位，民营经济独占鳌头。浙江的发展经验证明，体制竞争力是最核心的竞争力，体制机制优势是最大的发展优势。
在新一轮改革中，浙江率先推行权力清单制度，把行政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破除现行体制中的沉疴积弊，必将形成体制机制的新优势，率先实现转型发展，创新发展。
2013年11月15日我省确定开展推行权力清单工作以来，可谓紧锣密鼓、卓有成效。比如针对企业投资项目的高效审批试点工作，自2013年7月29日正式实施以来，企业投资项目全流程审批时间由345天缩短到100天，其中行政审批时间仅35天。
姚先国：对浙江而言，需要着重关注如何通过改革激活经济和民营企业的活力，率先释放出改革红利。事实上，全面深化改革早已经是省委省政府摆在第一位的任务，这次《报告》中指出政府要自我改革，建立“权力清单制度”，浙江目前已经在富阳搞试点了。
“权力清单”与社会经济发展息息相关，厘清政府的权力边界，能给企业创造更大的活动空间。
浙江最宝贵的财富，向来是企业家精神，只有让企业尽力施展自由创业、自主创新，才能为浙江经济的发展带来根本竞争力。而对于浙江企业而言，在全面深化改革、还权于企业的背景下，已经到了比拼企业真正能力的时候了，企业的创新能力将决定企业的命运。
于新东：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我省经济社会发展成功经验的深刻昭示。浙江成功经验总结得很多，但说一千、道一万，充分激发民间活力是最为根本的一条。激发民间活力，为什么浙江做得好？我觉得更为准确的表述应该是政府“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积极无为而治”。
所以，本届省委、省政府明确提出的“全力打造行政审批速度最快的省份”就是以此为突破口来重现、重振浙江发展的勃勃生机与巨大活力。
政府自我革命的浙江实践
还有哪些硬骨头要啃？
作为先发地区，传统增长模式的弊端与市场化不到位的体制约束也在浙江率先暴露。要素市场改革滞后、政府管制过多对浙江民营经济发展的影响尤为突出。因而浙江对行政体制改革、政府职能转变的认识超前，行动自觉，改革动了真格。
姚先国：在党中央提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以来，浙江省扩展了经济发展方式的内涵，率先提出了经济转型、社会转型、政府转型三大任务，并认为政府转型是关键所在，采取了一系列改革举措。
去年新一届省政府成立以来，把改革作为贯穿始终的头等大事，把行政体制改革作为突破口，省级行政审批事项削减了46%。并在绍兴等地进行改革试点，使行政审批时间大大缩减。
浙江在行政体制改革中，较早地对权力清单制度作了探索。自2010年以来，富阳市在省政府领导的直接指导下开展了权力清单调查。通过彻底清查，发现富阳市及各部门共有7000多项权力，其中大部分可以调整和取消。富阳试点为制定权力清单提供了基础数据，增强了改革共识。
于新东：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是一场相对艰巨的“拉锯战”。如果说，现在要改革的事项，已经只剩下一些难啃的骨头，那么，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恐怕是硬骨头中的硬骨头了。
问题和困难还或多或少存在，比如，个别部门未申报列入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范围的行政审批事项还有待进一步清理，省级放权事项落实不够到位的情况还有所存在，集中审批度还有待进一步提升等。
从下一步发展来看，浙江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将着眼于“权力清单”与“负面清单”制度的不断健全完善和扎实贯彻落实。试想，“权力清单”所厘清的政府职能边界，将使得政府更好发挥宏观调控作用；“负面清单”所划定的企业经营边界，将使得企业进入自由经营境界，从而最终使得市场在我省资源配置中真正起决定作用。浙江市场大省的地位将更加巩固，浙江市场强省的目标将指日可待。(罗凰凤)
【观点】
行政审批：要瘦身更要透明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9日指出，今后一年，人大常委会将依法行使监督职权，加强对“一府两院”的监督。国务院关于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被列为监督工作的主要内容，这标志着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这一政府的自我革命，要经得起代表委员和公众的打量和挑刺。
从代表委员的讨论中，我们看到了鼓舞，同时也听到了不少怨言。这一现象事实上并不奇怪。2013年是我国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第十二个年头。前后经过六轮改革，国务院各部门共取消和调整审批项目2497项，占原有审批项目总数的69.3%。但我国行政审批改革走到今天，中央政府的审批事项仍有一千多项，地方政府的审批事项仍有两万多项，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
以人大代表、华海药业总经理陈保华的发言为例，一道新药审批需要84个月，再加上研发四五年，临床试验两三年，等注册下来，已经是新药变老药。与此相应的是，“毒胶囊”事件中，一颗胶囊从生产到流通到最终进入大型正规医院，这其中涉及工商、质检、卫生、药监、税收等多个监管部门，却没能阻止“毒胶囊”的出现。传统行政审批的病症正在于此。即事前“争位”与事后“缺位”。“事前”有利可图相互争夺审批监管权，“事后”无利可图便踢起皮球。不仅难以监管市场，反而一定程度扰乱了市场。正如经济学家吴敬琏所说，行政审批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就是寻租，行政审批是腐败的源头。因此反腐败就是要清理行政审批，尽量减少审批。有些减不掉的，就要改善审批的过程，让审批透明，让审批受到监督。
因此，全国政协委员张明华提出，应尽快引入“负面清单”，颇具创意。众所周知，“负面清单”是上海自贸区的一项创新举措。即规定区内外资企业“不能做什么”。“负面清单”要发挥效力，相应会要求政府“不能审批什么”。当然目前实验之中，这个“负面清单”还比较长，政府管的还比较多。但正如相关部门的保证，这个清单很快会越来越短。同理，政府的审批也会越来越少。
公众担心之处在于，仅靠现有思路，并不能完成清单变短的过程。怪圈会在于，“凡政府不想退出的，都是公民不能自决的；凡政府不想退出的，都是市场不能调节的”。要想再将剩下处在核心地位的30%审批项目削减一半，需要真放权，放权的重点，不仅是上级政府向下级政府放权，更重要的是向社会、向市场放权。
公开透明，方能斩断损公肥私之手
昨天，习近平参加安徽代表团审议。当企业家代表郭文叁谈到混合所有制经济发展时，习近平说，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基本政策已明确，关键是细则，成败也在细则。要吸取过去国企改革经验和教训，不能在一片改革声浪中把国有资产变成谋取暴利的机会。改革关键是公开透明。
习近平这番话，至少透露了两条信息：一、十八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完善的“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作为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其发展方向和路径不会变。二、必须建立健全公开透明的细则，以防权力之手假改革之名，将国有资产变成少数人的私人蛋糕。
据国资委2012年底的数据，全国90%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不含金融类企业)完成了公司制股份制改革。石油石化、民航、电信、建筑、建材等行业的中央企业主营业务资产已基本进入上市公司。
但是，在这一有利于消除对立、实现“公平竞争、共同发展”的改革，在向“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实现相互促进的目标中迈进的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的现象，并没有得到十分有效的控制，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公平竞争架势还没拉开，社会公平却已经被暗箱里的瓜分所严重伤害。“你中有我”成了公中有私，“共同发展”成了转移资产。许多真正有实力的企业，在一轮又一轮的改革中被晾在一边，只能隔岸观火，一声叹息。
为什么一件“取长补短”的改革好事，在局部改革过程中沦为少数人取国有之长、补私财之短的败家之举？关键还是习近平所说的“细则”问题。这个细则，既是具体的操作规范，更是改革的法则，是改革过程中不能触碰的“高压线”。国企改革，本来对国企、民营、外资来说，是一个共同的机会。但是，一个没有规矩的机会，很容易成为少数人侵吞和瓜分国有资产的暴富机会。这些少数人，便是掌控权力的老虎，还有附着在老虎身边的苍蝇。事实证明，许多涉及经济问题的高官，早就用自己的权力之手，伸向了国有企业。至于那些在位时，早已为自己入主改制后的国企铺垫高薪岗职的官员，更是比比皆是。
习近平说，改革的关键是公开透明。这是国企改革的经验和教训得出的结论。这句话，既向社会展示了改革的决心，更展示了一种必须接受制度监管、社会监督的新一轮改革姿态，也告示那些试图将改革当成肥自己私人腰包机会的权力之手，千万莫伸手，否则伸手必被捉，从而断了少数当权者试图浑水摸鱼的后路。
把公开透明当作为改革的关键所在，习近平这番话，既是对现在和未来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者说的，也是对过往的国企改革中损公肥私的权贵说的。既是对经济改革说的，更是对中国在深水区面临的所有改革而说的。所以，习近平在昨天参加安徽代表团审议发言时还说，樱桃好吃树难栽，幸福不是从天降。没有天上掉馅饼的事情，我们始终要保持积极进取的姿态。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树立和发扬好的作风，既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又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